在学术界对《共有财富》(Common wealth)①的分析中，“生命政治劳动”(Biopolitical Labor)、“共同性”(Common)、“诸众”(Multitude)等概念均引发了人们的兴趣，这自然是源自人们在“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时代那种“身临其境”般的感受，以及其所带来的对现实状况反思的缘故。②更重要的是，人们依然基于资本时代进行人的生存状况的批判，共同思考“我们时代革命新反思”，从而勾勒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共有财富》中的哈特、奈格里，无疑是秉持《大纲》超越《资本论》的阐释理念，以此去接续特隆蒂(Mario Tronti)早在60年代就已经表达的观念，即认为人们一直在分析资本逻辑，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将主体斗争这一历史运动原则作为思考的起点。③《大纲》随之便被看作是重新激活无产者力量、保证“自下而上的革命”信心的重要文本，并被陈述为“马克思革命思想的顶点”。④正是从认知资本主义时代财富的共同形式入手，他满怀信心地认为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蕴含着共产主义的可能，“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的摧毁，它是非劳动的，是主体的、共有的，是无产阶级废除剥削的计划”。⑤不过，这还不是勾起我们阅读的真正兴趣点，反而是哈特与奈格里展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批判，进而走向斯宾诺莎的单一性的平行论(Parallelism of singularities)的思路历程更加引人注目。因为，抛弃黑格尔的辩证法已经成为当代“从资本转向阶级”的革命构想的首要问题。但是，我们一旦深入到他们两人在《共有财富》一书的前后论证，便可看到在这一问题上，两人前后逻辑的混乱，因而是“栽了跟头的”。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借助开放马克思主义(Open Marxism)代表人物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⑥对哈特、奈格里批判的几处重要文本加以考察，这主要集中在2010至2011年之间他们往复辩难的书信以及《否定性与行动主义》一书中的相关论述，这些极为重要的文本有助于我们通过分析两者思想的差异，捕捉到真正能够激活马克思与理解当代人的存在方式的某些有益因素。 一、“辩证法与否定性一同倒掉”：依然在封闭中设想“共有财富”世界 为什么当代激进左翼在思考与抵抗现代资本社会时，如此迷恋辩证法?因为任何革命理念的构想均需要以辩证法作为支撑，有什么样的辩证法观念，便有什么样的革命设想。我们知道，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原先苏联式的社会革命理念被新社会主义运动给置换了，在此背景下，指控辩证法便成为一批法国和意大利学者在学理上反思原先苏联式的革命理念的流行策略，这主要是由阿尔都塞及其后继者们完成的。⑦具体来讲，他们将“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奠定在黑格尔辩证法框架之上的学说。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对构想当代革命理念便造成了种种阻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黑格尔辩证法内在的“正—反—合”之“合”主要旨趣在于将对立面作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和解”，当它体现在对马克思的解读中时，资本主义的“劳动与资本对立”这一核心矛盾，最终将得以和解，从而达至一个美好的共产主义世界，中间虽然承认会经历各种否定，诸如今天的一种流俗看法认为，在建设一个共产主义世界之前，必须经过各种否定，诸如大力发展资本云云。它们的理由在于，资本虽然是共产主义的否定面，但最终在这一阶段之后，会迎来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这一点，在哈特、奈格里的思想文本中也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拒绝对马克思作目的论的解读，也就是拒绝黑格尔的那个“和解”的“综合”成为理解马克思的“认知图式”。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对资本主义生命政治劳动蕴含的共同性所能够开掘出共产主义的契机作了过分乐观的判断，从而坚信创建“共有财富”世界的可能性。其实，这就是他们没有能够将劳动进行历史化思考的结果，仅仅在劳动智能化之后，对其所呈现出来的“趋同性”误认为是抽象劳动的结果，从而错失了对抽象劳动的真正思考。这种乐观导致了轻视抽象劳动对劳动的规训。 哈特、奈格里针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批判，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与“诸众”概念直接相关。比如他们十分重视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中的“物理学转向”，“波义耳挑战了当时的流行观念，认为一切的存在体都是由同质的、单一的元素构成的，杂多与混杂正是自然界的主要特质”，⑧除了这一点之外，他们还将视角从英吉利海峡转移到荷兰，这便是对斯宾诺莎的偏爱。因为，“在斯宾诺莎的政治学中，诸众是一个混合的、类似的、复杂的生命体，它是由趋同与偶然相遇的同样逻辑所构成。与生命体相遇是在开放意义上讲的，诸众因此是一个包容性的生命体，无论他们是因为愉悦并构成强有力的生命体，还是因为悲伤并分解成无力的生命体。”⑨显然，在这些表述他们思路的话语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基本观念是，诸众是单一性的，因为“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中，社会由彻底的多元性所组成，或者说，由不可被还原的单一性的杂多所组成”。⑩在霍洛威看来，诸众的单一性正是哈特、奈格里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在他们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中，多样性、丰富的生活与斗争被还原为劳动反对资本的单一性矛盾，也就是说，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矛盾是一种抽空了具体丰富性内容的矛盾，是空洞的、压制差异的，这也就很易于将空洞的、排除了差异的矛盾归入单一的综合中。(11)因而，哈特、奈格里特别强调单一性的诸众政治。在他们看来，努力揭示杂多是这一政治思考的主要方向，“革命的过程为什么会导致差异的衍生，这并不神秘，因为，单一性的本质就是要成为差异，这一概念的杂多性与转变消解所有的辩证法幻觉，这个幻觉会困扰着同一性的话语”。(12)当然，如果我们将这些观念置放到历史语境来看，或者说在阿多诺之后，强调差异而不是矛盾的观念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正如霍洛威说的那样，强调矛盾更适合以组织的形式去推动工人阶级反抗资本，而主张差异的人，则更容易去强调他们具体的、作为同性恋、尊严、妇女、黑人等等诉求，从而采取多样化的斗争形式。也正是这个原因，“诸众的概念是明晰的，诸众倾向于斗争的松散的联盟去抵抗压迫(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不管如何称呼它)的存在形式”。(13) 显然，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我们在当今仍然拒绝承认上述思考，而去大谈传统的革命理念，相信这种谈论的话语已经丧失了听众的兴趣，甚至我们会不停地提醒他，“再这么谈论，人都要走光了”。为此，我们要肯定的是哈特、奈格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还原论与综合论的双重批判。这个批判虽然在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中依然十分流行，以各种各样的“马甲”出现，但坦诚地讲，我们无法回避，只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去进一步思考他们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是否错失掉某种有益的东西。对此，霍洛威在文本中所做的精彩评论便是我们思考的一个“助力”。在霍洛威看来，他们不仅把黑格尔辩证法的综合这个向度给抛弃掉了，而且也把通过否定的运动核心概念一同丢掉了，因而，“生活成为一个肯定的概念，而不是抵抗否定生活的斗争”，进一步来看，“斗争被看作是为了什么，而不是首先抵抗什么，危机的核心(一个否定概念)已经被强调重构(一个积极概念)所丢失或置换了”。(14)霍洛威这里对哈特、奈格里的批评是极其清晰的，当他们反对还原与综合的时候，依然还逗留于如何重构资本主义世界，即我们看到的，利用非物质劳动的共同性去重构“共有财富”世界。但是重构的思路必然会将“拒绝”边缘化，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是将资本主义的世界看作是一个否定的世界，任何试图走出资本统治的无限期的否定，而不是通过否定期望什么，按照霍洛威的看法，人们不要期望，只有不停地拒绝，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