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6.004 晚清以降的中国知识界流行以“生病的国家”来描述中国现状，并将之与国人身体相联系，梁启超在这一隐喻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很多学者将此问题聚焦于梁启超对“东亚病夫”概念的传播。游佐徹整理梁启超笔下的中国形象时，曾专门列出“病夫—医国”一项，罗列出梁各个时期文章中所出现的“病国”、“病夫”叙述①。杨瑞松在考察“东亚病夫”在晚清的出现和流行问题时，认为“病夫”这一本由西方媒体用来形容中国现状的词语，被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进行了“创造转化”，扩展至对中国人身体的形容上，国人身体由此被“问题化”(problematize)，建立起了“个人乃至群体的身体强弱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间的因果关系②。高岛航同样以《新民说》为例，认为此篇标志着梁启超“将重心从政府的改革转移到‘国民’的铸造”，“在个人与民族、国家这一新的框架之中，病国之‘病夫’和病人之‘病夫’才得以结合”，这一番改造终于使“锻炼身体提升为国民全体的课题”③。 另一些学者则致力于从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对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的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吸收、译介入手，认为该理论在梁建构自己的现代中国国家形象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巴斯蒂、川尻文彦和王昆考证、梳理了梁启超在日本接受、译介伯伦知理学说的文献脉络④。横山英从梁启超的“群”的概念的变化入手，认为国家有机体学说帮助梁对儒家传统中的“群”概念进行了现代转化，梁在他糅合了儒家思想、进化论、国家有机体说和天赋人权论的国家观念中，提炼出了欲救国必先新民的观念⑤。狭间直树在讨论了梁启超混杂了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说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人民主权说的国家观念后指出：“梁启超的国家形象是国与民的完全重合，并施加上了作为有机体的性能。”⑥雷勇则更加强调正是伯伦知理的有机体比喻，使梁“走出儒家的‘天下’观，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宪政的民族国家”⑦。 在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中，以人身喻国家可以远溯至先秦，并在后世不断得到阐发增饰，逐渐形成了以“国病”喻国乱，谓治“国病”如医人，由精英士大夫承担医国之士职能的“国家身体”隐喻谱系，成为中国士大夫描述国家混乱状态、批判君主无能、政府失职时经常使用的一套话语；至近代，又成为严复在译介进化论中社会有机体观念时的本土思想基点。严复借用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理论，将组成国家这一“官品”(严译organism时所使用的译语)的基本要素——被喻为细胞的“民”推到前台，赋予其决定整个机体素质的重要地位，从而完成了对传统“国家身体”隐喻的理论改造，将当时中国的危机解释话语从“国家之病”转移到“国民之病”上来⑧。然而，严复虽然为中国人带来了近代西方的国家有机体观念，并在理论上完成了“国家身体”与“国民身体”的结合，却因其古奥的文体未能立即得到广泛传播。梁启超才是这种理念最有成效的传播者，并因此成为构建近代中国人国家想象的另一重要人物。本文将首先梳理梁启超笔下的“生病的中国”形象中的理论脉络，就笔者的管见而言，这一工作在目前的研究中尚未得到有效的进行。戊戌变法前后至亡命日本之初是梁启超笔下“病国”叙述出现最多、最集中的时期，从其思想来源看，大致可分为三类：(1)中国传统“病国隐喻”；(2)经严复改造过的基于社会进化论的“国家身体”观念；(3)基于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国家身体”理论。上述三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常常混合在一起，共同构筑了梁笔下的“生病的中国”形象谱系。其次，探讨梁启超在喻象层面对这一“生病的中国”形象的敷衍、传播及其影响。本文认为，梁启超在近代中国人国家想象形成的过程中，最大的贡献不是建立“病国”与“病夫”的理论联系，如前所述，这一工作已由严复先行完成，而梁是构筑了一个糅合了各家学说的“生病的中国”形象，并凭借自己的舆论影响力，对其进行增饰、敷衍和传播。 一、传统“病国隐喻” 梁启超和严复一样，对于以“国病”喻国乱的中国传统“病国隐喻”有着相当的自觉，在其早期宣传变法的言论中使用得尤为频繁。他使用这一比喻形容当下危局，申说变法改革的必要性。如1896年所作《西学书目表后序》，声讨旧学对中国的危害，喻旧学为“附骨之疽”⑨。1897发表《读〈日本书目志〉书后》，援引伊尹辅佐商汤的典故，称掌握治国之法的“圣人”为“医”，依时变法好比对症下药： 圣人譬之医也，医之为方，因病而发药，若病变则方亦变矣。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中略)吾中国大地之名国也，今则耗矣衰矣，以大地万国皆更新，而吾尚守旧故也。伊尹，古能治国病者也，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汤受其教，故言日新又新。⑩ 1898年4月21日在保国会的演说词中呼吁，面对现在这个“病外感”的中国，倘若再不采取措施，不啻坐视国病而待其亡： 今中国病外感耳，病噎隔耳，苟有良药，一举可疗，而举国上下，漫然以不可治之一语，养其病而待其死亡。(11) 逃亡日本之初，1899年所作《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中将守旧势力喻为“痞”、“疽”，是阻挠“国家身体”康复的最大障碍： 变法之事，布新固急，而除旧尤急。譬犹病痞者，不去其痞，而饵以参苓，则参苓之功用，皆纳受于痞之中，痞益增而死益速矣。虽然，变法之事，布新固难，而除旧尤难，譬犹患附骨之疽，欲疗疽则骨不完，欲护骨则疽不治。故善医旧国者，必有运斤成风，垩去而鼻不伤之手段，其庶几矣。(12) 1900年发表之《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将中国喻为痨病患者： 譬有患痨病，其脏腑之损失，其精血之竭蹶，已非一日，昧者不察，谓为无病。一旦受风寒暑溼之侵暴，或饮食消养之失宜，于是病象始大显焉。(中略)医一身且然，而况医一国者乎。(13) 同年8月发表之《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则以西太后政权为中国病根之所在： 办事者如医病，先知其病根之所在，而以药攻去之，病根去而元气复。若所下之剂，过于狠毒，溢出于病根之外，则药又为生病之媒焉。今日中国之病根何在?即西太后党之政府是也。(中略)今欲医中国之病，惟有将此恶政府除去，而别立一好政府，则万事俱妥矣。(14) 上述言论具有十分明显的中国传统“病国隐喻”的叙述模式：以“国病”比喻国家的衰落、政事的混乱，将病因归咎于统治者的无能、腐败；以治病喻治国，由圣人、精英士大夫承当医国之士的角色。从梁启超描述“国病”情状时所使用的“痞”、“附骨之疽”、“脏腑”、“精血”、“病根”、“病象”、“元气”等词语也可看出，当时的梁还是从中医视野中对“国家身体”进行描述。由此可见，梁启超对传统中国的“国家身体”隐喻十分熟稔，可以信手拈来。他能够迅速接受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病夫”评价，其中大概也有以病人喻弱国的说法对他而言本就不陌生这样的原因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