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1-5558(2017)04-0130-1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纵观世界历史，伊朗与中国在近代化的历程中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面对西方殖民帝国从多个方向带来的压力，二者都曾面临如何从一个传统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挑战，同时在面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时又都抱有一种半殖民地状态下特有的“暧昧心态”。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作为现代伊朗的前身①，位于近东的波斯相较于处于远东的中国，在更早的时候就遭受了西方列强所带来的现代性冲击，这种冲击使传统帝国的瓦解相当彻底，该国甚至经历了从“波斯”到“伊朗”这样断裂性的变革。基于传统的历史书写，处于欧亚大陆中心的波斯一方面承受着亚欧之间东西方异质性文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在19世纪初叶便遭遇到俄国南下与英国西进的双重挤压，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正是在这样一种冲击和挤压之下，波斯成为西方列强拉拢与争夺的对象。但是若从观念建构的视角入手，近代波斯同样也是观察和研究近代中国变化发展的重要参照。 如果说波斯和中国两大文明古国最早的联系是依托古代丝绸之路建立起来的，那么，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与波斯则是通过欧洲殖民扩张道路以及不断激荡的内部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要想在丝绸之路已逝的荣光与当下“一带一路”倡议崭新的未来之间实现接续，对近代中国波斯观念生成和演变的历史性梳理就显得十分必要。借由中国之眼观察近代波斯不仅有着在新视角下重新叙述过去的时代意义，而且还有着连接现在进而走向未来的现实作用。以中国的波斯叙事“复原”19世纪以来的大博弈及其影响，不仅指向了处于风云莫测世界历史之中的波斯乃至中亚，同时也指向东方的中国。而对观念层面的研究能够将近代中国自身的命运与他者之命运紧密联系，并以不同主体间的关系建构代替单向性的传统叙述，而这种主体间关系的建立本身也是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多方对话与共赢，成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决条件。 一、近代史语境下的波斯与中国 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刺激了拿破仑大帝征服印度的野心，与此同时俄国也正在积极寻求欧洲之外的出海口。对于俄法任意一方，作为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波斯都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跳板。反观英国，在战略意图上趋于稳健，即守住印度，但面对俄法尤其是俄国咄咄逼人的姿态，也不得不采取挤压波斯固有生存空间的策略以确保阿富汗至印度这一战略纵深的安全。从英国所制定的三种保卫印度的战略设计来看，波斯与其说是其对抗俄国的盟友，还不如说是其确保印度安稳的“缓冲区的缓冲区”[1]，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英俄大博弈也由此揭开序幕。在此情境下，波斯无法逃脱19世纪的悲剧命运，于19世纪中叶分别与英俄等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惨遭分割[2]。进入19世纪后期，随着大博弈战场的东移，波斯在夹缝中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并以同时接受英俄“保护”的方式换取到了内部改革的空间。但19世纪末德国的崛起不仅终结了英俄在中亚的大博弈，还将争夺的战场重新拉回到波斯和奥斯曼帝国，开始不久的波斯改革也就在内外交困中不得不宣告失败。 反观中国，自19世纪中叶起，同样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被迫接受近代化的残酷进程。而这一时期，波斯同样笼罩在大国博弈的阴影之下，也正是相似的悲惨遭遇引发了当时中国社会对波斯的关注。因为波斯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中国的文献中并不缺乏对波斯的记载，但书写的观感和体例更多体现了“天下中心观”下声教远播的自信，这与19世纪下半叶同病相怜的窘迫完全不同。可以说，近代波斯观念在中国的生成是与近代中国的自我生成紧密相关的。近代报刊中对于波斯的记录，囊括了对大博弈局势的观察和描写，以及对波斯近代改革的跟踪与评价，这无一不是中国知识界对自身社会和政治状况的反映以及反思。无论是关注议题的转移，还是题目和内容的变化，抑或对波斯内政外交的认识，实际上这些都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改革观念上不断走向成熟，在对世界的认知上逐渐看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殖民面目的过程。 二、近代中国知识界对波斯的描述与认知 在近代中国人的眼中，波斯的历史形象经历了从传统的古代帝国到近代国家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出现并不在一时之间，而是经历了复杂迂回且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动因和现实情境。对于这一转变的分析，不只是对当时国内外大事件的关注，更应看到不同阶段观念生成的特点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叙事的前后铺陈。 (一)洞察与局限：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 中国近代报刊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以《教会新报》②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报刊成为国内知识界宣传新知、传播思想的重要阵地。早在70年代初，《教会新报》便敏锐地跟踪到英国围绕波斯对中亚地区的步步紧逼，并尝试揣测英国行为背后的动机。例如《英国至印度波斯中国电报》[3]和《论开地中海波斯海至印度国路》这两篇报道分别介绍了英国铺设电报线以及开通商路的计划，明确将中亚与印度局势的重要性相联系，强调“若此路开通印度国不至生乱”[4]，由此也揭开了英国进一步渗透波斯的面目。 1869年，国内便有报道介绍波斯向英国学习轮船制造技术一事，原因是“国中波斯海盗劫甚多之故耳”[5]，且波斯认为“英法美等国为盗者久已无踪，因海面轮船甚多盗无计可施矣”[6]。波斯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用心一目了然。1873年，《教会新报》撰文详细介绍了英国商人路得承管波斯修造铁路、疏浚河道、开发矿产以及管理关税等要务的有关条约细则。在此条约的框架下，英国商人开始牢牢控制了波斯的经济命脉，例如关于修造铁路，“在七十年限内不准他人扰越开路之事”[7]；关于疏浚河道，“未曾种物之田地一经开河开井便耕种，此地应归路得名下，所余利银每百分归波斯国十五分”[8]；除此之外，波斯的关税自1874年3月1日起“交路得管理二十五年”[9]。不难看出，波斯国王与英商路得所签订的条款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但中国国内的评价出人意料，《教会新报》评论：“波斯国君自知国中田地无水以资灌溉，贸易无铁路以便往来，再知地中深藏宝物徒埋于无益之处，故愿此行一举成富国裕民之大道哉。”[10]同年《申报》亦有文章评论此事，其中一文竟将此事描述为波斯国王与英国商人共论治国之道的“今古美谈”：“然波沙之于路得可谓识英雄于泥淖，定当收效于末路。而路得之于波沙当感其得一知己之恩，必报必忠之义，深愿彼此交勉以成今古美谈不亦可乎。”[11]文章还将英商路得比作春秋战国时期商人出身的名相管仲和吕不韦，并寄望此举可以成就波斯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