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7)11-0117-20 晚清时期，香港城市历史的演进过程可谓一波三折，依辖境的扩展大体可划分成三个阶段——香港岛时期(1841-1859)、港九时期(1860-1897)、(租借新界后的)大香港时期(1898年后)。其中香港岛时期为时短暂，且该时期涌入香港谋生的人口相对较少，城市建设也处于发轫阶段，相关的机构和设施为数不多；而大香港时期则有了新界这片广袤的区域可容纳大批量的新增人口和各类机构、设施。因此这两个时期或是未曾上演人地矛盾高度尖锐的场景、或是人地矛盾高度尖锐的境况已经开始缓解。唯独在长达38年的港九时期，见证了巨量外来人口伴随转口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涌入香港谋生的场景，而此时的城市空间仅有狭小的香港岛和较之更为逼仄的九龙半岛两处累计不过百余平方公里的地盘(其中大部分还是较难开发的山地)①；相对于重要的城市地位而言，其城市的扩展空间在同期中外众多大城市当中应该是最为狭小的②。这段时期，各类有助于缓解人地矛盾的城市公共卫生设施尚不完善，港府官员在公共卫生工作领域的施政理念也相对滞后，于是这38年间的香港注定会因人地矛盾高度尖锐而上演诸多令人头疼的问题。比如城市拥挤不堪、环境卫生脏乱差③、“群租房”问题突出、人口密集区域存在高危设施等等。若考虑到此际华人的卫生观念尚停留在前近代的水平，大多数华人居民既无讲卫生的意识，也无讲卫生的条件，这就使得种种不利因素相互叠加，由此而产生的危害会在逼仄的空间环境里加倍放大。 20世纪以后，随着欧美大城市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丛生，“城市病”一词方才迟迟登场④。这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古代和近代历史上的城市不存在城市病，因为城市病首先是由城市聚集的人口过多造成的，而古代和近代城市的人口数量都远远不及20世纪以后的那些大城市，因而在20世纪之前缺乏催生城市病的动力。但是当一个狭小的地理单元在短时间内聚集起远远超出其承载能力的巨量人口时，城市病注定就会上演。港九时期的香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尽管此期香港的人口总量只有10万—20万，远不能和邻近的广州相比，但是由于其地域过于狭小逼仄，故多种形式的城市病在这里都表现得极为突出。而研究港府治理这些城市病的方法和过程，对于今天的城市管理者而言显然会有一定启示意义。 香港在近代历史上的基本城市功能是华南和东南亚地区重要的贸易转口港，因而这里的物流、人流规模均极为庞大，关于香港城市史的研究成果亦集中出现在这些领域，特别是围绕物流(主要是贸易活动)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⑤。而涉及城市社会问题、环境卫生问题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其中代表性的香港通史著作对近代香港的城市社会和环境卫生问题有所论述，但这些著作在提及华人生活空间、城市卫生条件之类的问题时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⑥。若干附带论述香港社会变迁史的著作也未能将上述问题摆在突出的位置，从而使读者产生错觉，误以为这些问题并没有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这种错觉必须加以纠正⑦。香港城市公共卫生领域出现的问题，是在第八任总督轩尼诗(J.P.Hennessy)主政期间(1877-1882)变得突出起来的，而轩尼诗本人确实也对该领域的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责成下属官员采取相应措施应对严峻的形势，由此还与其他港府官员产生过严重的分歧。目前，有关著作对轩尼诗生平的介绍以《香港二十八总督》一书当中的叙述较为详细，但该书也只是粗线条地勾勒了其在香港履职的过程，未能对其在城市卫生领域的施政成效和具体的内幕决策机制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且史实叙述存在一些讹误⑧。轩尼诗本人所撰写的一些回忆录也并未详述其在上述领域的工作事宜⑨。总体而言，前人的研究成果未能给予这些问题以足够多的关注，可资借鉴者为数稀少。反倒是一些香港历史题材的图片、图集为后人认识这一时期香港城市的面貌、香港华人的生存环境提供了一些逼真、生动的影像资料，进而催生了笔者的研究兴趣。《香港旧影》当中近400幅近代以来的香港城市图片，其中涉及19世纪华人街区风貌的图片为数不少，可以令读者直观地感受当年香港华人的日常生活空间是何等拥挤、逼仄⑩。《香江旧闻——十九世纪香港人的生活点滴》一书当中的插图也表现出同样的意涵(11)。此外，《默默向上游：香港五十年代社会影像》《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彩色香港(1940s-1960s)》《彩色香港(1970s-1980s)》《黑暗之城：九龙城寨的日与夜》等书为当代摄影作品集，但从中依然可以窥视到很多历史时期的生活传统所留存下来的痕迹，特别是狭窄的街道和拥挤的居住空间(12)。近代日本著名画家金子常光绘制的香港鸟瞰图可使读者更为深切地感受到香港城市空间的狭小(13)。后文所论述的很多内容大都可以从这些图片、图集中找到对应的场景。 一 地狭人稠酿窘境——港九时期的香港拥挤之状概观 19世纪80年代前后的香港，呈现给世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若用一句话来回答，即“困窘之相百出，‘病根’皆在拥挤”。这一时期，拥挤的状况已然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城市拥挤不堪催生了哪些令人头疼的现象，时人对城市拥挤问题有何看法或评价，拥挤现象的发生机理何在，这些问题理应在开篇之际依次加以解析。诸如《香港全景》《从海港看港岛》之类的历史图片有助于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本节所述内容(14)。 1.人口密集区域存在较多高危设施或高危场所 维多利亚城(下文有时简称“维城”)是香港的“中心城区”，位于香港岛北部滨海区域的一块相对平整开阔的地面上，在香港殖民地设立之初，此处是山峦起伏的香港岛上仅有的一块较易开发的地皮。于是各类政府机构、军营、商行和居民区皆萃集于此，人口密度很快就超过1000人/平方公里；已达到今日中国若干大型城市的人口密度(15)。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聚集的人口不断增多，维城已变得拥挤不堪，且充满安全隐患。诚如香港驻军官员所指出的那样，一旦与军方比邻而居的华人住户的不慎举动导致火灾，继而引燃军方危险品仓库，后果将会非常严重；鉴于此地的消防水龙头无法维持稳定可靠的水源供应，因此火势将很可能会从硝棉库蔓延到附近的一处老弹药库，旁边不远处还有新弹药库和一所化工品加工车间……届时整个维城恐怕都会被殃及(16)。为此军方官员屡次请求港督叫停华人在紧靠军方地产边缘的地带营建房屋的工程，因为这些营建中的房屋距离军方的硝棉库太近(不到150码)，易引发危险。军方请求港府不要批准华人在距离弹药库等危险品囤贮地200码范围之内营建任何房屋，以期防患于未然(17)。可是此际的香港实在是太拥挤了，200码宽度的空间在香港已经要算“很大一块地皮”了，在实际操作层面根本不可能预留出这样的空地充当缓冲区(18)。“放眼望去，在军方危险品库房周边100码左右范围内兴建的民宅可谓比比皆是。”(19) 军方官员的担忧也得到了港府民政官员的确认，可这些民政官员却反过来认为是香港驻军理亏，“驻军在W兵营北侧地块上陆续兴建了硝棉库、鱼雷库、化学实验室等多个危险品囤贮库房，而这些库房的选址恰位于一处人口稠密地带的中心位置，因此这些危险品库房对整个维多利亚城都构成了威胁”。港府总风化官普莱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军方此举简直就是置数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并强烈主张军方将这些库房迁往别处。1881年前后担任港督的轩尼诗也支持此迁址方案(20)。可惜香港不过是块弹丸之地，相对易于开发的地块上早已人满为患，强令军方另找一处人烟稀少的地块建设此类库房实属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