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7)04-0061-16 一、绪论 近年来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成果丰硕，涉猎研究范围广泛，从妇女的日常生活(如服饰研究)到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生活，从妇女婚姻家庭地位到法律地位，从个体研究到群体研究都有大量的探讨，且研究的切入点也更加细致。研究范围的拓展和深入无疑对研究文本的选择与研究理论方法的运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新文化史发展的今天，图像文本的介入无疑为史学界的研究打开了新的一扇窗。其中女性图像文本既是当下艺术史研究的源泉，同时也成为妇女史、社会性别史研究的重要资源之一。在艺术史研究领域中，研究者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历代的女性创作者以及在中国传统美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特别是中国传统“仕女画”这个独立题材。如郑燕的著作《名画中的女性——绮罗遗韵》[1]、王宗英的《中国仕女画艺术史》[2]、单国强的论文《古代仕女画概论》[3]都是按朝代顺序展现了不同时代仕女画的绘画艺术水平以及时代审美趣味的发展变迁。美国学者孟久丽的《道德镜鉴——中国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4]一书，不仅论述了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的关系，而且阐述了传统绘画中女性形象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艺术史研究对象的仕女画皆出自于著名文人画家或宫廷画家之手，这些艺术精英创作的作品表现的也是少数宫廷与贵族女性的形象与生活。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与欧洲历史学界兴起一股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热潮，民间戏剧脚本、社会风俗、佛教经文、民间信仰、年画等都被作为研究对象[5](P89)。由此可见，历史学家已经将研究范围从精英文化扩展到大众文化领域，开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意识，并将其作为研究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年画是民间艺术，属于大众文化领域，所表现的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同时还具有教育、传递信息、祈福纳祥、祭祀、装饰环境等多种实用功能。正是年画这种民间艺术的属性使其与其他视觉文本有着天壤之别。有鉴于此，笔者将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特别是年画中的仕女画作为视觉文本，借助社会性别视角，探寻中国古代女性形象及其生活空间的建构与表达就具有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年画具有悠久的历史与珍贵的史料价值。年画从汉代开始出现、宋代获得发展、清代达到鼎盛时期，随着时代更迭与民众需求的变化，年画的题材与内容也会随之改变。可以说，年画是植根于民众、服务于民众、反映民众生活的艺术。同时，年画题材内容之丰富，“可补史籍记载之不足，为中国的宗教、民俗、社会学、美术史尤其民间传统绘画史之研究，提供了形象直观的实物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6](P5)。 第二，四大木版年画的代表性及其重要地位。本文所选视觉文本来源于中国四大木版年画，即天津杨柳青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山东杨家埠年画、四川绵竹年画。杨柳青与桃花坞年画并称为“南桃北柳”，分别代表了北方与南方的木版年画中心。天津杨柳青年画始于明、盛于清，为中国四大年画之首，其“半印半绘”的制作工艺使年画的视觉效果更加丰富、细腻，不仅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连皇宫贵族都非常喜爱。为此，杨柳青年画创作者在绘制的过程中，尽量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如针对皇宫贵族们的“细活”和满足普通民众需求的“粗活”，从而拓展了年画的题材范围及受众群体。与此同时，杨柳青年画创作者博采众家之长，在绘画技法等方面不断传承和创新。“据宋代有关史料记载，辽金进兵中原，采工匠北迁为奴，不少画工因畏惧北国严寒，躲到天津杨柳青，杨柳青年画也因此开始发展，故有北宋院体画传杨柳青之说。”[7](P8)杨柳青年画为四大木版年画之翘楚，对全国其他年画产地，特别是北方年画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苏州桃花坞年画历史悠久，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在年画绘制上既受明代金陵派、建安派、新安派三大木刻流派的影响，又得益于清初铜版画的兴盛，从而使桃花坞年画具有明代木刻的风格和铜版画的风韵[8](P16)，成为中国江南木版年画的代表，并对南方其他年画产地产生了重要影响。杨家埠年画始于清初，是山东木版年画的重要产地。据史料记载，清中期杨柳青年画流传到杨家埠，对杨家埠年画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杨家埠年画艺人还创作出符合本地民众审美趣味的全套色木版年画，其艺术风格粗犷豪放，色彩艳丽。四川绵竹年画始于宋盛于清，其主要特色是绘画性强。绵竹年画和其他地区的年画一样，首先要刻成线版，但线版在绵竹年画中只起到轮廓的作用，年画的设色全靠手工彩绘完成。年画讲求构图的均衡对称、完整饱满和主题鲜明，线条古拙，色彩艳丽明快。由此可见，中国四大木版年画历史悠久、绘制技艺精湛、题材丰富，在全国木版年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代表性。 第三，年画中“仕女画”题材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审美情趣。“仕女画”作为年画主要题材之一，长期存在。年画反映的是民众生活，那么就要符合民众的审美要求。特别是年画中女性形象的建构既要符合传统年画的审美标准，如人物表现要完整、画面寓意要吉祥、设色要艳丽等，同时为了迎合民众不断更新的审美需求，年画中女性形象的建构还受到文人画中“仕女画”的影响，展现了年画创作者与时俱进的创作精神。年画中女性形象有的端庄贤淑，有的婀娜多姿、千娇百媚，充分展示了女性“病态美”的精神气质。这种刻画方式与审视角度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不仅是传统时代彰显男权，压抑女性的体现，而且也反映出男女两性的权力关系，这为研究者透过视觉文本，追寻中国的传统社会形态提供了难得的素材。考诸年画作品，还会发现年画绘制步骤都是以工笔起稿为首要。因此不论是女性的妆容、发型，还是服饰、足饰，甚至是服装上繁缛的花纹等都很工致、细腻地表现出来，为中国古代女性形象的研究提供了依据。此外，年画中表现女性生活的内容同样丰富，这些珍贵的年画作品为研究探讨中国古代女性生活提供了珍贵的视觉文本，也对学界以文字史料为主体的传统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