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年6月26日 地点：潘天寿纪念馆 寒碧(《诗书画》杂志)：感谢各位。这次座谈是为浙江省今年底纪念潘天寿先生的展览铺垫绎思。童中焘教授建议划断一个讨论范围，我就和潘公凯先生酌定了几条议题：1.潘天寿“中西拉开距离”说的思想文化史学意义。2.中西两大系统的理法结构异同及“中西融合论”的反思。3.潘天寿对斯文传统的历史承担，其创作的文化价值及士学的高峰意识，包括笔墨才调及人格修养。4.笔墨和立象的源流及关系，它和现代形式语言的界限、交叉或间距。5.气韵生动与经营位置的共生关系，如笔墨自成结构问题。 这是求其大概，不想包举尽拢，可以有所侧重，不妨自由逸出。我先讲些意见，也有困惑请教，粗浅以当抛玉。 我创办《诗书画》杂志，深衷在文运关切。就是省思现代性以来的宏大叙事：颠覆历史基础，规定未来运行，时或英雄欺人，不免盲人指路。方案未完成，共识待重叠，局势极其变，历史已驰骋。这是不得已的事，潮流浩荡顺昌逆亡，推力反动道势紧张。故作为受动方面，应敏感矛盾关系，尤需要小心自觉，而不是大志自信。有时宁可封闭一些，也要谨心避其滥流。我说的“文运关切”，包含了历史意识。不是历史决定论，而是文化生成观。所以对自身传统，从来就抱持尊重。面向现代进步论，也有某种同情心，却反感它的破坏力。至于接引西方思想，一向认为非此不可，但是无法接受普遍的规定，尤其厌恶主义的排他。我坚持自由与选择的价值，并乐见独特对同一的抗拒。 《诗书画》有个头条专栏“典范”，“选政”特别严，一般不能上。二十多期了，只表三个人：傅雷、黄宾虹、潘天寿。当然并非小视其他的大家，也有组织稿件的种种困难。但把这三家归入典范，基本立场就是文运关切。他们都扶扬了自身时代的文运，却并不尾随或从属于遭逢的时代，就是不被一个时代风会框定，而是怀新恭旧，于不同时代求中养源。所谓“文运关切”，它的具体落实，一定要在纵的延续和横的接引的交汇点上照鉴，由此得以创发自己的时间结构。 关于潘天寿先生，谈他的贡献影响，我就愿意说文运，不想限制在美术。我到杭州和童中焘先生相与感慨，潘天寿的文运作用，至今没有充分估价。而在北京，也和潘公凯先生经常聊起这个话题，就是说，作为国画学的大师巨子，学界对他的定位一向很高，但是深入的研索还远远不够。黄专和严善錞的论说，至今仍高居崖巅，而他们主要还是图像分析的“小结裹”，尚远离道脉文运的“大判断”。两年前我和潘老师到宁海潘天寿故居，归途中写下一段笔记，后来在“笔墨写生与道脉回溯”的研讨辑论里发表了，就讲他的画作，风调清刚正大，气象前无宋元，矜重如宗经述圣，精神与孟子相通。荆浩《笔法记》：“栽培山川之形，颠覆山川之势”；“刚正谓之骨，不败谓之气”，就预为其人开明设施。传法于近世歧途，讨源于茫茫坠绪，合道于古学正脉，意向于开辟途轨，这就是绝代独行。现在一般的成见常言，往往是吴黄齐潘四人并举，视线在笼罩性的成就声华，或者是大效果的直观勾勒，其实潘天寿的贡献远为绝特，实异于或大于吴黄齐的边幅。吴黄齐三巨子，其成就仍属于纵向性的归结推进或舍别归总，潘天寿与共之外，尚有一重横向性的观察联络。比如对东邻学术的推阐，对西人博巴的引入，对“中西拉开距离”的宣示，都表明其视域之广远、格局之阔大。而这个“中西拉开距离”，不是安于自给自足，而是体现活理力行。他的作品当然深研传统，但不会规模锢蔽旧的符号，而重大本大原，讲守先待后，会归宋贤“周备”“同体”，山水、花鸟相与拓展，法书词章互为表里，而且不动声色地行使了西方现代形式，当然是化人为我，绝不会流于追随。至于他对现代美术教育的重大贡献，为中国美术学院奠定的持守文脉的牢固基础，其影响之深巨，也未见从云龙。 所以我在想，“拉开距离说”，不限于美术史，这个主张之高、蕴涵之深、意义之大，理应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士学传统之延续，斯文道脉之追寻)的“文化自觉”(不是“文化自信”，“自觉”是经由比照及反思的自知自立，比照然后确立自身，反思然后找到问题。“自信”好像非必比照，再下一等无需反思，专己偏思降为自恋。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自恋就是不能自我认识，就像眼睛无法自视眼睛”)，也就是他的思想文化史学贡献。这个贡献应该有个评价，或作多重立体的研索。其实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各界都有响亮的名字，思想界、史学界、文学界，有谁持此鲜明的文化立场和冷静的历史态度？左的右的新的旧的，维新的保守的激进的学衡的，都没有如此冷静和鲜明。只有一个潘天寿，仿佛为之不可为。这个究其终始的思力，宏通深刻的判断，我就称为“潘天寿命题”。而到底算不算一个命题呢？即使不是逻辑学给定，只就观念史追问，根据还有何说？当下意义何在？这都应该究讨。 所谓“拉开距离”的命题，斯即“文化自觉”的决定。关于“文化自觉”，我的目光所止，始由费孝通在一九九七年北大社会人类学会议提出，至今被认为社会历史研究方面的宗主性指示。现在想来，潘天寿是这个指示的先声远影。而在五十年代末的香港，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诸位曾有一个文化宣言，题目是《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是在“新儒家”的立场上对自身道脉的一个回溯与推尊，论定究心泽古、以古为新的重要性，认为儒家的思想资源，与西哲的学术创造可通邮驿。但它有个缺陷，难免夹缠比附，时或采滥忽真，除了“你有我也有”的自荣，乃钻营西方叙述的构架，鲜有原则性，流于解释学。比如牟宗三对儒学与康德学的发挥、直至后来所谓“创造性的转换”，都是这个思路。当然，牟先生所创述，其取径极高明，并无法绕过去。 由解释学在西方的实体发显，变而为在中土的虚应学步，就可悟“道术为天下裂”的严峻。从狄尔泰到伽达默，还有更重要的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在他们之下或周遭，解释学已然成风会，所以他们才从不同方向逆流而动、精通严专，试图清理这一乱流。今天我们远观回视，“新儒家”就在乱流之中，其对自身文脉纵的继绝与域外思想横的连结，远不是他们希望的那般自主，而恰恰相反(并可以理解)，却是对域外成见的投怀送抱、学术工业的情不自禁、思想方法的趋风就势。这也是他们之后诸多关于“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论说都很书呆子的原因。我曾和江弱水讲过这个看法：“新儒家”像个螃蟹，你看它是纵向来的，其实它是横着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