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气论的“卡夫丁峡谷”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泽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先秦儒家不以自然之天论仁性,宋代之后,人们开始以气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气为自然属性,仁性为社会属性,二者不同质,由前者无法直接过渡到后者。这个问题因此成了气论的一大难点,一个难以逾越的“卡夫丁峡谷”。儒家生生伦理学为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条件。在儒家生生伦理学系统中,仁性由生长倾向和伦理心境两个部分构成。伦理心境为社会属性,当然不能以自然之天(气)来论,但生长倾向为自然属性,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以自然之天(气)来谈。生长倾向其实是自然之天(气)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自己长出来的,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的影响,就可以形成完整的仁性了。这样,我们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成功跨越了“卡夫丁峡谷”。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8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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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7)12-0052-08

       先秦天论的发展有一个由“以德论天”到“以天论德”的过程,天的含义不断丰富,由最早的主宰之天,逐渐演变出自然之天、命运之天、德性之天。①儒家自创立以来,为了保障自身理论的确定性,必须为仁性②寻找一个可靠的形上根源。为此,至少从孟子开始,人们便将这一根源归到了天上,这个天就是德性之天。先秦儒家只以德性之天,不以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论仁性。主宰之天和命运之天的情况较为简单。主宰之天是人格神意义的天,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味,命运之天是对人生活中不可解释的偶然现象的说明。这两种含义的天与仁性没有直接关联,否则这里讨论的便不再是伦理学,而很可能是宗教学了。但为什么先秦儒家不以自然之天论仁性?后期气论为什么又必须走上这条道路?在此过程中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难?这些困难在今天能否得到解决?我在建构儒家生生伦理学③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思考,本文就来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一、先秦儒家为什么不以自然之天论仁性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虽然孟子具有建构道德形上学的清晰意识,直接将仁性的根源归于上天,明言良心本心是“天之所与我者”④,但这个天只是德性之天,不能从自然的意思上理解。《孟子》中有不少关于自然之天的论述,但孟子并不以这种天来讨论仁性问题。如: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是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⑤

       孟子见梁襄王,远远望去没有人君之相,走近也看不到威严所在,大失所望,但他没有放弃努力,仍然积极宣传仁政主张。孟子告诉梁襄王,七八月间天气大旱,庄稼都枯萎了。假若一阵乌云飘来,大雨哗哗而下,庄稼便会猛然茂盛生长起来。当时天下的君王皆不愿意行仁政,老百姓受苦受难,如果大王可以行仁政,就像七八月大旱时节来了一场大雨一样,老百姓自然欢迎,一统天下便易如反掌了。此处的“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之“天”无疑是自然之天。孟子这样讲,意在用下雨打比方告诉梁襄王行仁政的好处,而不是以此说明仁性的来源。

       又如:

       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⑥

       这一章历来争议较大,焦点是头一句的后半句“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如何理解。陆象山认为:“当孟子时,天下无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据陈迹言之,实非知性之本,往往以利害推说耳,是反以利为本也。”⑦朱子《四书集注》则认为:“故者,其已然之迹”,“利,犹顺也”,认为此句是讲讨论人性要推求其所以然。梁涛根据竹简中的“节性者,故也”,将此章中的“故”解释为“积习、习惯”,将此章的“利”解释为“顺”,全句意为“人们所谈论的性,往往不过是指积习、习惯而已。积习、习惯的培养要以顺从人的本性为根本”。⑧我对“利”字作过检索,查出《孟子》“利”字共39见,有“利益”“使有利”“以为利”“锐利”等义项,并没有“顺”的意思,所以还是坚持将其理解为“利益”。照此解释,这章的意思还是可以读得通的。孟子首先谈了,过去人们论性只是顺着利益的路子走,以利害为本,接着又谈了讨论性的问题最要不得的是耍小聪明,因为聪明容易陷入穿凿附会。假如聪明人像禹之行水那样一切顺其自然,也就不必厌恶聪明了。如果聪明人也能行其无事,那聪明也就不小了。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谈后一种情况时把这种情况抬到事物法则的高度,强调上天虽高,星辰虽远,如果能够求其故,千岁之冬至亦可推算出来。这里的天明显只能理解为自然之义,而同样明显的是,孟子没有将仁性的来源与这种意义的天联系在一起。

       孟子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值得深思。如上所说,将天的含义细分为主宰之天、自然之天、命运之天、德性之天,是我们今天的理解。古人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生活的年代久远,受原始宗教的影响,对天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前将德与天联系在一起的痕迹,从而以道德的方式看待天,理解天。德性之天是其难以避开的思维习惯。这种情况在《中庸》中表现得同样明显。尽管在这部著作中有不少关于天的论述,但“天命之谓性”才是其论天的主基调,这里讲的天绝对不能理解为自然之义,只能是德性之义。《易传》中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也应如此理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孟子不以自然之天讨论道德问题,只以德性之天作为道德的终极源头,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荀子的情况刚好相反。与孟子不同,荀子所理解的天完全是自然性的。《荀子》中有一篇专论天,名为《天论》,论天甚详: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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