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史学本身就是一部丰富而驳杂的历史，相关论著的总量早已超出了单个学者所能掌握的限度。美国革命中的大小事件，革命时期美国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被历代史家置于放大镜下观察和辨析。当前所有能讨论的问题，大抵都是老问题。我曾写过一篇探讨美国近期美国革命史学的文章，重点考察了激进史家对美国革命史的重构，从中可以看到学术观点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已达到何等激烈的程度。几年前，我曾到费城参加过一次美国革命史研讨会，对美国革命史学当时的热点也有亲身感受。目前美国革命史研究者感兴趣的题材，大多来自于以往被遗忘、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的领域，关于革命的颠覆性解释也纷纷出台。越来越多的美国史家强调革命的负面效应，关注革命的破坏性，同情革命中的中立者、反对者和受害者，批评革命者遗留了许多“未完成的”任务。在这种史学潮流中，美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地位不免大受冲击。①但是，如果让美国革命回归为一场政治革命，并把它置于18世纪中后期的历史语境中，探讨它在政治领域造成的变化，或许能看到一些目前正遭到淡化或掩盖的东西，对于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也会有新的认识。 早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就有人意识到，他们正在经历的变动是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不过，他们当时所说的美国革命，却与后世史家的界定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通常把革命和独立战争等同起来，认为摆脱英国的统治，不仅促成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而且带来“政府或国家状态的变化”。根据当时权威字典的释义，这正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②这就是说，当时人将美国革命理解为一场纯粹的政治革命，而不是像后世史家那样，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元素注入美国革命之中，把它变成一场包罗广泛、主题多样、内容驳杂的事变。因而不足为怪的是，在1783年以后，当欧洲和美国的精英人士谈论和反思这场“刚刚过去的革命”时，最受关注的是它在政治方面所带来的变化。 在当时人看来，美国革命所造成的深刻的政治变动，涉及政府结构、权力关系和政治观念等多个方面。托马斯·潘恩和托马斯·杰斐逊都把美国革命理解为政府原则或形式的革命。③詹姆斯·麦迪逊在称颂美国完成了“一场人类社会编年史上未有其匹的革命”时，也称这场革命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建立了“地球上尚无先例的政府体制(fabrics of governments)”。④约翰·亚当斯在晚年几次谈及他对美国革命的内涵和意义的看法。他认为，革命并不等于独立战争；“人民在原则、意见、观点和感情方面的剧烈变化，乃是真正的美国革命”。据他的解释，这场发生于“人民的思想和心灵”的革命，主要是指美国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放弃了对母国的热爱，为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安全”而认同于新的政治权威，由此建成“一个独立的国家”(an independent nation)。⑤这样说来，他所理解的美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以观念和情感转变为特征的政治革命。 当时正在伦敦学习法律的美国青年威廉·默里，针对欧洲精英中间流行的误解，就美国革命的内涵和历史意义做了详细的阐释。这位来自新世界的年轻人不无自豪地宣称，在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美国革命这样的情形，人民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种“最为文明、最为复杂的联合”之中，并没有政府，于是自己行动起来，依据“无可争议的平等”，召开一个“创始大会”(original convention)，建立了一个“文明的政府”。这个政府奠基于“自然权利”之上，是一种无可置疑的“民主政体”。而且，这种民主政体是在美国社会中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府形式，最适合美国社会和美国人民的特点，是“社会幸福的源泉”。那么，为什么美国人民会通过革命自然而然地建成民主政体呢？这是因为，美国社会所接受的想法唯独有利于民主政体。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北美并无任何人有什么“无节制的野心”，也未形成一个世袭的荣誉阶层，没有压迫，也没有任何军事政府所造成的不利状况，因而美国革命就只需保障已然存在的根本的平等，使得贵族制和寡头制丧失任何基础。总之，在美国这样一个“权利完全平等”的地方，采纳“自由的政体”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⑥默里在这里借助于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共和主义等激进的理论，并基于他对美国社会独特性的理解，透过与欧洲相比较的视野，把美国革命诠释为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 稍后，在法国革命所引发的剧烈政治震荡中，曾参加过美国革命的托马斯·潘恩返回欧洲，写成《人权论》一书，全面批驳埃德蒙·伯克关于法国革命和英国政制的观点。在潘恩看来，伯克对法国革命满怀敌意和误解，表明他完全不明了世界历史的大势。潘恩断言，贵族制和君主制的覆亡，民主共和体制的兴起，乃是时代前进的方向；而这一趋势正是美国革命所开启的，并借助于法国革命的推动而加速。他把美国革命视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是一个自由反对奴役、民主冲击专制的新时代的开端。潘恩写道：“美利坚的独立如果仅仅被看成是脱离英国，而没有一场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伴随它，那它就是一件不甚重要的事情。”潘恩致力于对政府进行“祛魅化”，称之为“一国人民依据社会的原则的一种联合”；旧政府体制以世袭和暴政为特征，统治者自我攫取权力并加以不断扩大；而新政府体制则以代理和代表制为基石，以自由与和平为鹄的。美国革命开创了这样一种新的政府体制，它把现代的代表制“嫁接”到古代的民主制之上，促成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共和制政府。⑦为了捍卫法国革命的民主原则，潘恩刻意把它与此前的美国革命放在同一时代潮流中，将两者都诠释为民主革命；为了突出美国革命开创新时代的重要性，他又着重强调它所取得的民主成就。于是，他一方面把美国革命嵌入漫长的历史脉络中，把它创立的新政体刻画为一种融贯古今的优良体制，另一方面又将美国革命置于大西洋视野中，极大地提升了这一边缘地带的“叛乱”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