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世(江户时代，1603-1867)起，日本便积极吸纳来自中国的道德教化相关理论，并在城市及农村推行，发挥其化民成俗的功效。其中，对明清圣谕的认识及重构，更与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建设息息相关。然而，以明治维新为界，近世与近代日本对明清圣谕的解读与利用呈现出鲜明的变化。对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能更清楚地认识日本近代教育的本质，并有助于理解日本在其近代化过程中试图从东亚世界分离的根源。 本文所讲“圣谕”，是指中国明、清两朝皇帝颁布的有关百姓教化的敕谕。具体而言，明圣谕是指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发的“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六谕”。清圣谕则指康熙九年(1670年)颁发的，包括“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等内容的“康熙十六谕”，以及雍正帝对此进行演绎后写成的万言书《圣谕广训》。清圣谕在内容上对明圣谕有所继承，但更为具体，并加入了“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这两条，训谕对象不仅有普通民众，更包括了知识分子及八旗子弟。至清末民初，明清圣谕六百年来为各朝各代皇帝反复颁布、提倡，不仅在中国有重要影响，还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末清初，范鈜引介民间故事、律法经典来阐释明“六谕”，著成《六谕衍义》一书。此后，经琉球学者程顺则之手，该书传至江户日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在其主导下，荻生徂徕训点《六谕衍义》、室鸠巢解说《六谕衍义大意》，并分别于享保六年(1721年)和享保七年(1722年)在全国颁布。由此，《六谕衍义》在日本流行开来。江户时期，日本各阶层知识分子积极对《六谕衍义》进行解说，出版的相关书籍多达数十种。 清圣谕“康熙十六谕”与明“六谕”同时传入日本，雍正帝的《圣谕广训》亦于该书在清颁布两年后(1726年)，经长崎商人传至日本。之后，大阪町人学问所——怀德堂当主中井竹山对其进行了训点，并献于宽政改革的中心人物松平定信。同时，竹山之弟中井履轩也在怀德堂讲解《圣谕广训》。此后，该书传播甚广，幕府代官及地方儒士基于此书创制了各种道德伦理的相关书籍。 国内针对明清圣谕的研究历史悠久、积累丰富。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的《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①对现存圣谕及其相关解说书籍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整理，特别是对清圣谕在中国的普及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素材。游子安在《从宣讲圣谕到说善书——近代劝善方式之传承》②一文中，对清初至民国时期的宣讲圣谕、说善书等民间劝善方式的演变进行了探讨。此外，诸如常建华的《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③、董建辉的《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④、王尔敏的《明清社会文化生态》⑤、张祎琛的《清代圣谕宣讲类善书的刊刻与传播》⑥、刘姗姗的《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圣谕广训〉》⑦等专章，从社会文化、出版文献、说唱方式、演说体系及白话文体的形成等各方面对以清朝为主的圣谕传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同时，日本学者酒井忠夫的《中国善书的研究》⑧和《增补中国善书的研究》⑨、阿部泰记的《以宣讲为手段的民众教化研究》⑩等也对明清圣谕的传播及思想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然而，与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盛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明清圣谕在日本传播的研究可谓寥寥无几。尽管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教育史学家乙竹岩造就已经在其著作《日本庶民教育史》(11)中提到了明清圣谕对近世日本影响深远；中山久四郎也明确指出，以《六谕衍义》、《圣谕广训》等为代表的明清道德教化类书籍对日本国民道德的熏陶“多有价值功效”(12)；而后，石川谦更是将明“六谕”在日本的传播称作“近世教化史上最值得注目的事件”(13)。但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考察总体来讲并不多见，对现有的先行研究可归纳如下。第一，对近世明圣谕在日本传播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大庭修的《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研究》(14)通过对书籍目录、幕府法令的整理，厘清了以《六谕衍义》为主的明圣谕在日本传播的大致过程。铃木健一的《明清社会与江户幕府的民众教化思想——以六谕为例》(15)、角田多加雄的《朱子学派教育论的历史性展开》(16)、许婷婷的《德川日本〈六谕〉道德言说的变容与展开——以〈六谕衍义〉与〈六谕衍义大意〉的比较为例》(17)等论文，以德川幕府八代将军吉宗进行的享保改革(1716-1744年)中对《六谕衍义》的推广为主要考察对象，通过对明圣谕相关书籍的文本解读，结合日本的社会环境，剖析了朱子学文脉下的近世日本对阳明学色彩浓厚的《六谕衍义》进行改写与重构的过程。近年，和田充弘的《〈六谕衍义小意〉考——中村三近子的教训科往来物研究》(18)一文对近世日本民间知识分子所著《六谕衍义》的演绎本进行了全面的文本分析，为观察明圣谕在日本庶民阶层的渗透提供了极佳视角。当然，针对琉球(冲绳)地区的明圣谕传播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这主要与《六谕衍义》经由琉球传入日本这一途径有关。(19)第二，对近世日本清圣谕的研究成果较为贫乏。以笔者管见，较为详细地论证了清圣谕对近世日本在思想、教化等方面影响的专章，仅有陶德民的《怀德堂朱子学研究》(20)和拙论《教训科往来物对明清圣谕的吸纳与改造——以绘画、画赞为视点》(21)两篇。第三，几乎没有专著详细阐述近代日本教育与明清圣谕的关联。海后宗臣的《教育敕语成立史研究》(22)、稻田正次的《教育敕语成立过程研究》(23)和陶德民的《怀德堂朱子学研究》等论著中虽都提及两者的关联性，但仅止于“可能性”的推测，并未开展实证性研究。(24) 综上所述，明清圣谕在日本的传播这一课题，尚有待进行充分的讨论。就已有的研究而言，也存在如下问题。教育思想史研究自身，并未逃脱进步史观的牵制，且局限于一国史的内部。以此研究方式为基础的有关日本庶民教化的探讨，往往轻视、甚至无视东亚世界这一文脉，这使得当今的日本教育思想史研究越发无法对近世至近代各种教育现象、文教政策的产生原因做出充分的解释与说明，更难剖析其背后暗含的思潮及意识形态。明清圣谕传至日本，不仅直接作用于江户日本中后期的文教政策，更借助各阶层知识分子所著衍生书籍，在地方的民众教化中激起万千波澜。明清圣谕本是近世日本庶民教化的轴心之一，近世日本教育史上诸现象实与东亚世界紧密相连。日本的知识分子，无论位处政权中心还是远为乡野儒士，对民众教化的思考本应视为与东亚世界的思维样式相关联的产物之一。本文试图以明治前期日本近代社会形成的转折点为轴，透过对明清圣谕在这一时期的命运，探讨它是如何成为该时期日本的初等道德教科书，又如何给予西村茂树等启蒙教育家们以启迪，并直接影响了“教育敕语”的生成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与近世日本对其进行吸收的情况相对比，以期重新审视近代日本试图从东亚文化圈分离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