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B976.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4-0082(23) 十七世纪后半叶，俄国东正教会发生了对于后世俄罗斯历史与文化思想影响深远的教会分裂运动。自1653年起，牧首尼康(Никон)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的支持下，以当时的希腊正教经书为标准，对俄国东正教会的礼仪与经文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尼康改革引起了奉行和坚守旧有东正教传统和礼仪的一批虔诚教徒的不满与抗争。在1666年至1667年的东正教莫斯科主教会议上，这批坚守古老礼仪和信仰的教徒被会议判定为异端，并被革除教籍。俄国东正教会自此分裂。被官方教会裁定为分裂派(раскольники)的这批教徒，自称为旧礼仪派(старообрядцы)。他们因官方教会的迫害、同化，以及自身教义的变化和分歧，进一步分裂为教堂派(попвщина)和反教堂派(беспоповщина)两大派别。这两个派别随后因激进程度和教义主张的区分，又分化为诸多小教派。 本文认为，如果说画十字的方式、圣饼摆放的个数、耶稣名字的写法等宗教礼仪的变化与争执，是俄国教会分裂的表层现象，那么礼仪之争的背后，关于“第三罗马”理念的实现路径、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博弈，则是贯穿这场运动前因后果的深层因素。而最终旧礼仪派与尼康的两败俱伤、沙皇世俗政权的渔翁得利，引发了一个比礼仪的分歧更加深远的后果——一部分旧礼仪派，尤其是其中反教堂派的宗教思想，发生了具有末世论性质的转向。 这种思想变化是由对于“第三罗马”前景的悲观解读和对世俗政权的敌视憎恨所激发的。在旧礼仪派中思想更为激进的反教堂派看来，古老的东正教真理被践踏了，上帝的神赐不再眷顾堕落了的官方教会。于是，神圣罗斯的纯洁与荣耀变得可疑，“第三罗马”与千年王国的愿景沦为泡影。进而，对于世俗世界的抵触情绪加速蔓延，关于敌基督到来的感受愈发强烈。对于末日逼近、审判将临的恐慌掺杂着早日得救的期待，使反教堂派决定逃离敌基督统治的世界，以保有自身信仰的纯洁和获得拯救的希望。逃离的方式有两种——逃跑和自杀。前者期求在荒凉偏远处隐修避难，或前往真正的千年王国所在地寻求庇护和拯救；后者则不满足于对于末日的被动等待，以主动的自杀获得自净、殉道和拯救。 可以说，正如宗教哲学家格·弗洛罗夫斯基所断言的，“俄国(教会)分裂运动的主题和奥秘，根本不在于‘礼仪’，而在‘敌基督’……第一批分裂派的反抗的全部意义和全部热情，不在于‘盲目地’眷恋某些礼仪或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而恰恰在于这种根本的启示录式的猜想：‘末日临近了’。”① 一、尼康改革与教会分裂 在俄国教会分裂运动中存在着三方势力：沙皇、尼康和旧礼仪派。众所周知的史实是，1653年，尼康受沙皇的支持，开始以当时希腊教会现行的经文和礼仪为标准，对俄国教会传统的祈祷书和教堂礼仪进行修正。此举遭到旧礼仪派的反对。而在1666-1667年召开的莫斯科主教会议上，一方面尼康所推崇的希腊经文和礼仪成为官方教会的标准，旧礼仪派被判为异端；另一方面，沙皇否决了尼康本人作为堪比教皇的最高牧首的权力诉求，以皇权压制了教权。 然而在这三方势力的相互联合与抗衡中，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三者的举措与主张其实是基于一个共同的思想理念——“第三罗马”思想中建立全东正教王国和在宗教意义上“天下归一”的夙愿。这一理念在约1523年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依(Филофей)给瓦西里三世的信②中明确可见：“现在第三个、新的罗马，你的强大王国的神圣的、统一的、使徒的教会，在遍布全宇宙的基督东正教信仰中，在天底下比太阳还要明亮……所有基督信仰的东正教王国都归一于你的王国，只有你是全天下所有基督徒的沙皇。”③ 对于沙皇而言，在“第三罗马”这一近乎半官方的教义下，作为菲洛费依笔下所期许的全天下东正教王国的唯一沙皇，统一东正教会的秩序和礼仪，自然是统一全东正教世界必不可少的一环；对于刚刚上任的牧首尼康而言，以新的希腊礼仪标准统一和规范古旧的俄国礼仪，有利于树立俄国牧首的权威、实现自己成为全东正教王国之教皇的野心；对于旧礼仪派而言，以真正的东正教信仰照亮世界的弥赛亚意识同样强烈，整顿教会、规范礼仪的需求同样迫切。十七世纪中期与沙皇关系密切的一批“爱上帝者”(Бого-любцы)，或称“虔诚信教者”(Ревнители благочестия)中间，就有涅罗诺夫(И.Неронов)、阿瓦库姆(Аввакум)等后来旧礼仪派的代表人物，也有尚未成为牧首的尼康。在尼康改革之前，“爱上帝者”们便已针对教会礼仪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以达到整肃和统一教会秩序、提升教会威信的目的。 可见，在需要统一礼仪这一点上，三方势力的态度是一致的。礼仪不仅是宗教仪式中的表象与形式，也是神圣奥秘与神学教义的承载和表达。从这一意义上讲，三方都认为统一礼仪有助于聚合东正教会的启示真理。而沙皇、尼康和旧礼仪派三者之间，后来最重要的分歧在于以下两点：第一，谁应向谁看齐和统一？第二，东正教王国中教权与皇权谁更占主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