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城市非正规性研究进展及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7)04-0007-08

      20世纪初，刘易斯·沃斯(Louis Wirth)认为城市性(urbanism)是现代性最深刻的表现形式，因为它带来了国家社会经济的重要转变[1]。城市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以巨大的人口规模、社会异质性和人口高密度为主要特征。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受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影响的芝加哥学派认为“移民”是影响城市性的主要动力。20世纪80年代，洛杉矶学派基本改变了这一观点，在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认为“郊区”是一种重要的城市生活方式[2]。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和城市规划两大学科都迎来了研究范式百花齐放的时代[3-5]，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就是“制度转向”，尤其关注各种正规和非正规制度在塑造资本主义空间中的作用，并作用于城市性的形成[6]。

      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在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城市理论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7-9]。21世纪初，艾娜亚·诺伊(Ananya Roy)基于对过去几十年城市发展的经验，认为城市的未来既不是芝加哥模式，也不是洛杉矶模式，未来城市的发展将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Global South①)的城市之中，城市理论也将产生在这些新的地理空间，而这些地区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被一种“城市非正规性(informality)”所替代，成为了理解城市文化新的方式[10，11]。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理论大都是建立在现代性的哲学思潮基础之上，难以意识到非正规空间的呼吁，以至于非正规性从多方面来讲与主流规划理论都不相适应[12，13]。官方对正规性的迷恋也加剧了对城市现代性的追求，以至于认为非正规无法与现代性和城市文明相容。可以说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意味着非正规制度与实践，而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则意味着正规化、管治和现代性[14]。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15]，中国也迎来了一场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方位的制度转型，这同时也是一种国家推动下的非正规实践和制度创新的过程②。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及新一轮综合改革的背景下，从全球城市发展的语境对城市非正规性理论进行综述，分析其演变过程、类型和特征及形成根源，对开展中国城市非正规性研究和制定城市发展政策都具有积极作用。

      1 城市非正规性的演变

      城市非正规性研究经过40多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课题，对其研究也脱离了单一学科和单一地域而发展成为跨国的综合比较研究。相对于早期的城市非正规研究，21世纪以来对城市非正规性研究主要有对“二元主义”的超越，对传统非正规研究内容的超越和认识论上的转变3个方面的特征(表1)。

      

      1.1 超越“二元主义”

      城市非正规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rthur Lewis)提出的两种部门，其用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来描述新移民及其就业状态[16]。另外，Erwing Goffman在其著作中介绍了政治的前线(front)和后方(back regions)之间的区别[17]。前线可以理解为包含所有面向公众的正规政治实体做出的决策，如议会、法院和政府等。与此相反，后方则是一种神秘的管治模式与不被公众所知的幕后决策。虽然直接开展政治后方的研究相对较难，但它产生的结果是可以观察到的，不管是负面还是正面的。严格意义上讲，对城市非正规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人类学家Keith Hart在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就业项目中首先明确提出了非正规部门，认为非正规部门将会不断地增长，而且将更加的异质化，其对非正规部门进行了定义，并总结出了7个主要特征[18，19]。值得注意的是，ILO在《肯尼亚报告》中认为移民是形成非正规性的主要原因，这与早期芝加哥学派的观点相似，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分别对贫民区的就业结构与社会空间进行了关注。

      长期以来，学界对非正规的定义有所差异，但一个共识是正规与非正规之间具有明确的界线。城市非正规性的二元主义可表现在空间形式(如贫民窟与城市)、特殊群体(如非正规劳动力)、组织形式(如结构的/无结构的，规则的/不规则的，可预期的/不可预期的)和城市认知(正规和非正规的知识与实践)的不同分类标准之中。

      虽然非正规性的概念起源于对非正规经济的关注[18]，并运用于非正规空间的研究[20]，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较强的联系。近年，学界试图对非正规的相关概念进行整合，认为正规与非正规之间不是二元的对立，而是一种统一体，相互之间可以转换，“界线”可以移动(图1)。如发展理论认为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住房之间的研究具有互补性[21]。Peter Daniels在城市发展政策研究中也强调了正规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interconnectedness)[22]。正规与非正规的“混合协议”(hybrid arrangement)和“统一体”(continuum)等概念也相继提出[23]。城市非正规性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减少正规与非正规“二元主义”概念的使用。城市研究领域具有一种摆脱早期形成的非正规是“二元主义”的认识，对非正规性进行理论总结和研究流派进行超越的强烈欲望[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