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空间的研究进展:理论视角与研究主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赵永琪(1991- ),男,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形态、社会文化地理等,E-mail:804565851@qq.com。广州 510641;陶伟,通讯作者(1971-),女,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形态理论与方法、城市旅游与遗产保护、文化地理等,E-mail:muyang426@hotmail.com。广州 510631

原文出处:
世界地理研究

内容提要: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对我国的权力运行体系进行全面深入的重新部署,权力空间治理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改革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人文地理学领域,“权力”及“权力空间”的相关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了解和总结西方有关权力和权力空间的研究对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期间的相关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对权力的内涵及其特性进行详细阐述的基础上,梳理了西方社会对权力空间的理论研究视角,总结了权力空间的核心主题:①权力空间的物质想象;②权力空间的建构与重构;③权力空间与话语、身份及政治的关系;④特殊群体的权力空间。最后比较了中西方在权力空间研究中的差异,期望为国内提供参考和启示。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8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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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发展调节模式发生了剧烈重构,权力及权力空间也随之发生转变,如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的力量在国家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各类经济特区等地方权力的产生和特殊经济空间的形成。与此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等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公民权力意识的普遍提高,社会冲突事件更易引起大范围的关注,如城中村强拆、抗拆等事件。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对权力及权力空间的形成、发展以及运作等问题做进一步探讨。权力是西方地理学中一个重要的人文概念[1]。对权力空间的讨论,大到国家边界,小到居民日常生活,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各个领域均有涉及和探讨。随着我国社会向市民化社会转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居民对权力的诉求和对权力的表达正在逐渐提高,政府对权力的管制也正在逐渐放开。在这场变革中权力空间的演变将是关系到我国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西方人文地理学对权力空间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文献成果。虽然我国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但仍然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1 权力的多层次性与尺度性

      西方学界对权力的论述,在诸多学科领域均有提及,尤其在政治学的研究中最为广泛。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在人性发轫之初,伴随着父权家长制管理格局形成的同时权力便被生产出来。但权力并非为政治学所独有,它已广泛地渗透到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等诸多领域[2]。在早期的社会学、政治学研究中,权力一直都被看作是一种“支配—压抑”机制。如Russel提出权力就是一种支配力,是“行使有意图的控制”[3]。Jordan认为权力是一种“支配、控制甚至是压迫”的关系状态[4]。Lukes也提出权力是一方控制另一方并使其顺从的所有形式[5]。此外,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权力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起到保证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交往媒介”的作用[6]。而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权力研究则认为,权力不仅仅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生产的工具,他更多强调的是在非零和博弈的情况下为各行动者创造出的权力,并以共同合作来实现集体目标,而不仅仅强调权力一方对其他行动者的支配和控制[7-8]。因此,总的来说,权力体现了不同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表现为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约束,其运行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化,但同时它又是一个调和资源、排除差异、凝聚共识以实现集体认同的社会生产过程。权力的本质不是差异化的关系,而是立足差异以实现集体整合,建立社会秩序的动态过程。

      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权力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原因在于权力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在不同的层面发挥着作用。权力资源是社会行动者借以合作或竞争的基础[9],同时也是权力运作的基础,它的流动引发了权力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权力的层次性具体体现在权威、合法性、资金、信息、组织基础等各个方面的资源,如政府的权威决定了政策方向或授权给其他团体的权力;组织的合法性体现在是否具有民意基础或能否代表某一政策领域内的利益相关者;资金代表组织的财政能力;而信息中的权力是指制定政策所需的各项信息与获取信息的能力;组织基础则包含人力资本、专业技术、土地和设备等[2]。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权力资源也在不断发展演进,并以合作或竞争的方式在不同权力组织之间流动。现代社会权力组织的地位往往取决于在权力互动过程中所占据权力资源的多寡。拥有较多权力资源的组织甚至能够主导政策的制定过程,掌控政策实施的关键环节。同时,在权力的博弈中,除了政府部门,还包括其他私营部门等第三部门。由于没有任何行动者能单独依靠自身的资源解决所有问题,他们之间必然存在权力的依赖关系[10]。从而权力的层次性也体现在权力依赖的各个层面,具体来看,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赖其他组织的资源来实现发展,而为了达成各种目的,各组织必须交换资源并形成共同的目标,然后在游戏规则框架内,由组织互动形成的支配性联盟运用种种策略来控制资源的交换过程,最终的交易结果也不仅仅取决于参与各方的资源,还取决于游戏规则和交易的整体环境。因此,由于权力资源的多样性,社会权力秩序的最终建立必须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谈判或交换[2]。由此可见,权力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机制,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它已经逐渐被各种社会关系建构为一种社会存在,同时,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也已经远远超出权力控制的范畴,在整个过程中,其他的社会空间形态也会被建构成权力。

      而在地理学的研究中,权力的研究与尺度的研究存在紧密的联系,尺度政治就是地理学研究权力运作的重要领域,因此,地理学的权力存在很强的尺度性。具体来看,权力的尺度性表现在权力的社会实践向度。如Neil Smith称尺度是“相互斗争的社会力量的物化”,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和父权社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景观的一部分”被生产出来[11],是“资本运动和社会斗争妥协的产物”,是“各种特定社会活动的平台”[12]等。另如Swyngedouw指出,社会空间斗争和政治策略常常是围绕尺度问题展开的,而权力的动态平衡常常同尺度的重塑或一个全新的尺度格式塔的生产相联系[13]。由此可见,权力的建构和重构与尺度的重塑和生产密不可分,尺度本身就是权力。而尺度政治的研究也很好地体现了权力的尺度性,借鉴Moore[14]、Brenner[15]等对尺度政治的研究综述,尺度政治的实践形式可分为对移动性工具的利用、对表达手段的利用和对管治政策的利用等几种,而这些尺度政治不仅表现在宏观的社会政治行为,也表现在微观的社会运动和权力抗争过程之中[16]。一般来说,权力的尺度性表现在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中两者掌握的社会资本或权力的不均等。拥有资源或权力多的一方为强势方,拥有资源或权力少的一方则为弱势方。在权力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权力运作常表现为强势方运用自身的力量或者合理的借助外部的力量将弱势方的政治诉求限制在某个尺度内(尺度下推),并通过表达等手段使其隐性化、自然化。而弱势方则会努力冲破尺度限制,通过获取外部的支持或动员内部力量来共同对抗强势方(尺度上推),从而改变权力的对比关系,争取权益的分配[17]。在此过程中,权力的强弱变化取决于尺度的争夺,这种尺度争夺的表现形式有两种:直接斗争和动员外界支持[18]。其中动员外界的支持是常用的手段,如将尺度从地方扩大至全国乃至国际,争取更大尺度的媒体、国际社会舆论的支持来改变权力的对比[19]。这些动员往往利用网络、表达等手法实现,而当今全球化伴随着信息技术进步极大方便了这种不同尺度间的交流,从而使得对外动员的成功率日渐增加[20]。一旦获得了第三方的足够支持,弱势方就可以反制强势方从而实现权力格局的转换。综上所述,由于权力的尺度性,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权力的建构与解构将会不断发展进行,尺度的建构意味着权力的产生,尺度空间的转换也会伴随着权力空间的运作与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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