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发展带来了全球贸易快速增长。1970—2016年，世界经济总量增加了25.44倍，而出口贸易增加了52.37倍(均为现价)。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发展积极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但也加剧了各种空间尺度上的发展不均衡和分配不平等(刘卫东，2017)。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包容性全球化倡议(刘卫东等，2017)，将为全球经济发展及其均衡增长作出贡献；而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内容和核心环节，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下简称沿线国家)经济繁荣与区域合作的重要手段(宋周莺等，2017)。特别是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表明“一带一路”正在由中国倡议转变为全球共识，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新阶段。2013年，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外交部公布了65个国家为“一带一路”建设近期重点，已有研究也主要围绕该空间范围展开。而进入新阶段，如何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提出的“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亟需明确65个沿线国家与全球的贸易联系及其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以便进一步明确未来“自由包容性贸易”的合作重点和关键节点。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将“一带一路”传统65个重点国家间的贸易网络统称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 在学术界，贸易网络一直是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热点。在全球层面，现有文献主要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复杂网络分析等方法研究国际贸易网络，一是从整体格局出发研究全球贸易网络的时空格局演化、拓扑结构及其影响因素(Blondel et al，2008；段文奇等，2008；Fagiolo et al，2010；陈银飞，2011)；二是从原油、天然气、玉米、制造业等具体产品部门出发研究特定产品的贸易网络(孙晓蕾等，2012；许和连等，2015；Cinar et al，2016；马述忠等，2016；马远等，2017)。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沿线国家的贸易网络也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宋周莺等，2017)。学者们一是运用社会网络、凝聚子群、社区发现法等方法分析沿线国家的贸易网络特征(公丕萍等，2015；王娜等，2015；邹嘉龄等，2016；宋周莺等，2017)；二是利用复杂网络方法研究沿线国家特定产品的贸易网络(刘建国等，2015；何敏等，2016)。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对“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研究主要是封闭式贸易网络研究，没有考虑沿线国家与全球的贸易联系与贸易流动，没有体现“自由包容贸易”的理念。 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基础，对比分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解析沿线国家与全球的贸易流，刻画“一带一路”贸易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明确未来“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重点国家、主要竞争对象、潜在贸易伙伴等，以期为“一带一路”自由包容性贸易体系建设提供科学支撑。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一带一路”建设是包容性全球化倡议(Liu et al，2016)，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是一个开放体系，尚没有精确的空间范围。为便于研究，本文仍将“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研究范围设定为传统的“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宋周莺等，2017)；而全球贸易网络的研究范围主要是国际贸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囊括的全球232个国家和地区。本文采用的贸易数据均来自国际贸易中心数据库(ITC)，并将获取的贸易数据与中国海关信息网的贸易数据进行比对、核准，所有国家数据为2016年贸易数据。 2.2 研究方法 (1)社区发现法 本文运用社区发现法(Community Detection)分析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即基于国家间实际产生的贸易流识别贸易网络内部的组团结构。在具体测算过程中采用模块优化算法，即将国家作为贸易网络的节点，国家间贸易联系作为网络的连边，国家间贸易流量作为贸易网络中边的权重(宋周莺等，2017)。公式为：
(2)可视化方法 本文分别运用弦图(Chord Diagram)、桑基图(Sankey Diagram)2种可视化方法表示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及贸易组团之间的贸易流拓扑关系。其中，弦图是一种拓扑网络可视化方法，可反映网络节点间拓扑关系，弦图中圆弧对应网络节点，圆弧对应圆心角越大、弧长越长，网络节点的属性值越大，即该国的贸易核心地位越高；圆弧间连线反映了不同节点的拓扑关系，连线宽度越大，节点的关联程度越强，即国家间贸易联系越紧密。桑基图是一种流量结构可视化方法，可以反映网络内的不同节点之间要素流动关系，桑基图中始末端矩形对应网络节点，矩形长度对应节点的属性值，分支宽度对应数据流量的大小；在本文中，分别反映各组团内国家数量总和(或贸易总额)及“一带一路”贸易组团流向世界贸易组团的国家数量(或贸易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