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乡村性一直是西方乡村地理研究的核心[1，2]，有关其定义的讨论复杂多样[3，4]，但传统视角通常忽视了乡村的混杂性。最早的功能主义视角根据城乡二元关系中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空间特征来识别乡村区域，主张利用人口、距离、就业、土地利用等指标来度量乡村性的程度[5-7]。乡村通过人为设定的指标被分类和描述，意味着乡村性是事先“被定义的”；而且，在现代乡村经济和社会功能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之下，依然通过强调农业来理解乡村性的有效性同样值得推敲[8，10]。政治经济学视角聚焦中宏观的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尺度中的地方联系，从乡村在生产和消费网络中所处的结构位置来阐释乡村的本质和地位。然而，在现代资本积累重构的去空间化作用下，乡村的本土性(locality)被忽视[11-13]。可见，工业时代对乡村性的认识是平面化和单维度的，乡村性被理解成一种乡村本身不证自明的、既定的和绝对的性质。 现实和学术转向等多种因素导致乡村呈现混杂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乡村的去农业化进程明显加快[14]，手工业、零售业、旅游和文化产业等相继兴起，乡村经历了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15]、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16]、从生产空间到消费空间[17]的转变。伴随上述过程，本地村民、第二住房拥有者、游客、管理者以及其他新迁入者也不断丰富着乡村的人口结构[18]，乡村由此成为一个多主体、多功能、多维度的空间。同时，社会科学领域出现文化转向，社会建构主义兴起。随后，主张差异、网络、联系和流动的后现代主义也开始流行，并被广泛应用于乡村研究。因此，乡村研究进入了“最让人振奋的时期”[19]。乡村不再是僵化的地理实体，也不是城市的附庸，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建构和重构得以复兴的空间[20]。 许多学者呼吁用“后乡村”(post-rural)来重新理解快速重构语境中的乡村性[21-23]。如同“后现代性”意味着对现代性真正本质的觉醒[24]，引入“后乡村”并不是给乡村发展划分时期，而是强调乡村研究的自省性转向。一方面，“后乡村”反对将乡村性一般化，强调其多样性和差异性。乡村交织着多方空间、社会和权力关系[25，26]，依不同的社会空间情景产生不同的意义[27，28]，正如Zografos[29]所言，“不仅是有一个‘乡村’，而是有很多‘乡村’”。另一方面，“后乡村”反对将乡村视为一成不变的建构物，关注乡村性被动态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而不是追问其本质[30，31]。“后乡村”开拓了更具开放性的研究前景，为了更好地理解乡村性的复杂性，在认识论上联系化、在方法论上多元化成为了近年来学者们的普遍共识[11，27，32]，混杂性视角正是在这种语境中被引入乡村研究。 Mitchell指出，混杂性(hybridity)是创造性的，它在融合异质性要素的基础上生成崭新的事物；混杂性也是辩证的，对固定边界的不断反抗决定了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仅是结果[33]。混杂性有助于理解当下社会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常被视为反对各种实在论的有力工具，比如用于探讨少数族裔移民群体的后现代主体性混杂[34，35]，或诠释全球化跨界流动中的文化混杂效应[36，37]。当将混杂性置于“后乡村”的实际语境中，它便成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研究视角。乡村被概念化为一个“混杂的和网络化的空间”(hybrid and networked space)[32，38，39]，乡村发展不再取决于单一要素，而是牵涉多元主体、跨越多重尺度、交织流动关系，镶嵌于混杂的社会建构、空间实践和网络互动当中[4，27，40]，由此生成的乡村性呈现出一种超越不同要素简单相加、拼贴的混杂状态。具体而言，首先是自然和社会、人类和非人类主体的混杂，多元主体通过非表征的实践展演产生联系，共同形塑了乡村性[41]。第二是乡村本地与全球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各种物质、非物质要素的流动越来越频繁，空间边界日渐模糊[39]，由此触发的网络联系和依赖关系对乡村性产生了结构性重构。第三是随着文化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42]，由科技进步催生的现代经济和意识形态，与乡村传统的情感归属、价值认同、习俗规范等协商角力，重构了一种现代与传统、现实与虚拟相混杂的乡村性。本文聚焦“后乡村”语境中的混杂性理论，从主体混杂与再物质化、网络混杂与关系乡村、意义混杂与融入现代性三个视角出发，重新解读有关乡村性的认识，并探讨其对国内乡村研究的启示。 2 主体混杂：再物质化的后乡村 主体重构(reformation of agency)是当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之一，也是被讨论程度最为广泛的“后乡村”混杂性经典视角，社会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得以重新诠释。Latour指出，“现代世界是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集合”[43]，经济、社会和技术的进步并不意味着自然的重要性必然下降，相反体现了社会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实体结合得更加紧密的过程。在乡村中，动物、植物、景观、人类、人工制品甚至象征符号之间通过互动共享连结成行动者网络，乡村重构在这种由多元主体组成的网络体系的协同作用下持续进行[32，38，39]。此前，社会建构主义话语下的乡村性以反映社会关系为主，自然只被当做人类存在与活动的背景。主体混杂重申了乡村的自然属性，意识到自然或非人类实体也是乡村重构合法且活泼的主体。此处的“自然”，可以泛指与现代社会相对应的天然世界。Bell以英国汉普郡的Hampshire村为例，发现当地人相信亲近大自然可以远离竞逐经济利益的社会压力，获得一种安全、稳定的身份认同[44]；Bonnett以美国为例，发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中，男性通过重返乡村自然、参与狩猎等原始活动来重构男子气概[45]。“自然”也可以特指某种非人类景观。Cloke等指出乡村中树冠庞大的树木为村民提供了会面的好去处或逃离日常监视的隐蔽点，树木还经常与特定的回忆和经历相联系，具备了地方生产的功能；果园在人类和非人类主体的共同作用下，建构出特定的经济社会意义[46，47]。由此可见，“自然”亦是一种混杂化的“自然”，自然关系与社会认同、文化意义紧密交缠，非人类主体也是通过与人类主体的联系和互动来共同建构乡村性[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