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建,我们准备好了吗  

作 者:

作者简介:
叶强(1964- ),男,江西上饶人,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理论研究,E-mail:yeqianghn@163.com。长沙 410082;钟炽兴,湖南大学建筑学院。长沙 410082;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长沙 410205

原文出处:
地理研究

内容提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美丽乡村建设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步骤。中国乡村建设无论是在村镇数量、人口规模还是产业经济方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和结构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系统的思维和方法,难以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目标。应用文献、系统论和类型学方法,结合当前乡建实践,从系统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层面,分析和归纳当前的乡村建设成果和现象,指出目前乡建的大系统结构清晰,但各子系统要素重组的外部依赖化、治理结构的短期阶段化和功能实现的浅层主观化方面存在值得关注的问题。提出在总结和研究当前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从学科发展、学术研究、政策机制和实践评估层面建立与可持续和大规模乡建相适应的系统理论已刻不容缓。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8 年 01 期

字号:

      1 引言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重点和难点在乡村[1]。中国目前有19881个建制镇和582918个行政村,据公布的数据统计2013年全国范围内美丽乡村示范村数量为1146个,到2020年将猛增至26000个。乡村建设实践在数量、增长、规模与投入等方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和政策作指导,将难以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目标。

      从理论、政策与实践三者关系来看,理论是政策的直接依据与指导思想[2],政策对理论和实践具有规范指导作用。公共政策周期理论认为,任何政策都要经历问题认定、政策出台、执行、评估、监控、调整和政策终结七个发展阶段[3],其中有效的政策执行依赖于合理的治理结构[4],治理结构是影响政策执行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也是规范各方行为主体参与乡村建设实践的制度基础;评估监控是保障政策目标实现的重要机制,也是乡村建设实践有效推进的重要保障。中央连续十三年下发的一号文件是三农方面最具代表性与权威性的指导政策[5],形成了新时期乡村建设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省委、市委等机构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每年颁发省、市级一号文件,加上各部委、厅局级单位发布的三农相关政策,自上而下形成指导中国乡村建设实践的系统政策体系。尽管中国乡村建设政策已经初步形成系统性构建,并处于政策执行与实践论证阶段,但是在如此庞大数量、规模、投入以及行为主体多元化的趋势下,如何搭建适用于多种行为主体的治理结构完成实践与政策执行,如何形成客观有效机制进行实践与政策监控,如何制定科学合理与规范完善的方法进行实践与政策评估,从目前现象来看,乡村建设系统政策仍需要进行理论反思,诸多环节仍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时间与地域跨度巨大的乡村建设系统理论研究势在必行。

      2 乡村建设的系统理论框架研究

      2.1 系统及国内外乡村建设理论研究

      系统是诸多要素以特定结构形成一定功能的有机整体[6]。系统理论研究复杂系统的模式结构与规律,利用建模、数学等定量方法描述其特征与功能[7],寻求建立较强适用性的原理、原则与模型。其发展经历由一般系统论到现代系统论的过程。一般系统论以经典数学为基础,结合早期信息论、控制论等学科发展呈现出系统与整体的混合状态。现代系统论从整体与部分出发,以整体为核心兼顾要素,提出整体发展是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8],钱学森等对中国系统论及科学发展做了大量研究[9-10]。20世纪60年代系统论被应用到登月、星际飞行与城市运输工程等方面[11]。当前已经覆盖到各大领域,成功解决学科交叉、工种配合、信息协调等复杂系统工程问题。中国乡村建设的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已经实施的系统工程,因此从系统论视角解读当前中国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归纳目前国外乡村建设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乡村治理模式,以德国、荷兰、法国为重点的西欧乡村治理模式,以美国、加拿大为主体的北美乡村治理模式。其中日本造村运动中的因地制宜[12]、韩国新村运动中的自主协同[13]、德国村庄更新中的长期规划[14]、法国农村改革中的一体化[15]、加拿大农村计划中的协作伙伴[16]等策略,值得中国乡村建设学习与借鉴。在国内的乡村建设理论研究方面,从系统论认识层面看,有学者认识到美丽乡村建设系统性思维、顶层设计理念和系统驱动模型的重要性[17,18],张国民等采用系统工程论分析新农村建设,提出结构层次性、建设过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防止追求政绩出现急于求成与冒进心态[19]。从实践层面看,一些学者基于实践提出以农民为主体的陪伴式系统乡建来解决综合问题[20-22]。从治理层面看,徐勇从宏观层面探讨乡土社会变迁必然引起乡村治理结构转换[23],贺雪峰等通过治理结构的要素分析归纳出多种乡村治理类型[24]。从评估层面看,王国华等基于现有评估机制对系统评估发展进行展望[25],林鸿潮指出第三方机构评估比与政府自体评估更具有优势,探讨其面临难点与实现途径[26];张磊在新农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中建立分阶段实现的指标标准值与权重[27]。从系统量化分析层面看,李阳采用数学模型对新农村建设系统的发展水平、趋势与协调度做出预测与评价[28],边云岗等利用图论和矩阵理论对影响系统总体功能实现的关键要素进行识别与归类[29]。另外,与乡村建设较紧密的系统理论有耗散结构论、乡村旅游系统论、农村地域系统论等。王德福等指出2006年以后国家向农村大量输入资源的背景下,新形成的资源耗散结构使乡村治理陷入新一轮困境[30];庄晋财等将村庄发展视为由子系统组成的复合系统,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形成耗散结构[31]。张树民等基于旅游系统论构建乡村旅游系统及其要素驱动机制,结合案例归纳多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32]。龙花楼等指出农村地域是由各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从要素、结构、功能视角分析村镇建设和发展机理[33]。

      总体来看,关于新时期乡村建设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分为实践与认识、评估与治理、系统与构建等类型,呈现出类型众多与题材丰富的总体特征。从广度和深度看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很多,但从宏观和系统层面看,实现由实践到理论多次循环验证并达成共识的系统性理论和实践成果极其缺乏,呈现碎片化、多点开花与整体性不足的特征。新时期大规模的乡村建设已经开始,当前的研究现状难以形成有效指导实践的理论依据,而缺乏有效理论指导的实践不可避免地产生低效与盲目现象,并有可能在时间和经济方面付出巨大代价。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