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6-0139-13 清代诸子学的兴起既有由经到子的学术兴趣的带动，又受到后来西学冲击的影响，是一个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历史现象。而经与子的关系是研究此一现象的关键问题之一。①清代对音声训诂的兴趣引起治学眼光的扩展，“由治经而进行训诂”，复由训诂而使“经学延伸至史学、子学”[1]，带动了对诸子的研究。嘉道以降，随着清代汉学典范危机的显现，人们更加关注如何密切结合“知识与现实、知识与人生的关系”问题，对诸子的研究也由“被引为经学考证之助”进至“其义理价值被重新评估”。②在经世致用的关怀下，嘉道以降推重、调和诸子的倾向日益显著，但一开始仍立足于传统学术的范畴内，主要以儒学作为参照系。[2]甲午之后，随着西学在中国读书人心目中地位的上升，人们对儒、子关系的认知也受其冲击。在对“君学”、“专制”的批判眼光下，儒学被“从一尊的地位上拉下并恢复其百家之一的原初地位”，尽管仍有人鼓吹以儒家为核心整合传统的思想资源，但一个超越于儒学的“国学”成为了更具吸引力的概念。[3]纵观整个近代的思想进程，诸子学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而儒学则逐渐失却其原本学术系统的中心地位，但二者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而是在学术内、外众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边缘上升、中心下降的样貌。③ 何如璋甲午之前写作的《管子析疑》很少受人关注，但其思想史意义可在上述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发掘。此书写作于何氏马江战败谪戍之后，“公虽获谴，而用世之志未衰，实于是书寓微意云”[4]，是了解其晚年思想的一部关键性著作，只是由于该书一直未刊，限制了后人对其的了解与利用。④何如璋通过重新诠释管子，意在援入其学来补充以儒学为主体的治术；而在此过程中，他却无意间建筑了一种脱离儒学正统的意义架构，在应对现实时局和整合思想资源上，管子都获得了比经和儒家更加优越的地位。换而言之，何氏尽管表面上仍以儒学为诠释管子的参照标准，实际上却已暗含着将儒学拉下中心地位的义理倾向。这种倾向在“君学”、“专制”等受西学影响的观念大规模冲击中国之前便已萌发。张之洞感觉到“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的兴趣有脱离经义的危险，以至于需要疾呼“宗经”。[5]《管子析疑》或即这方面的一个微妙个案。 本文聚焦的关键问题是，传统学术的核心本是经学，何如璋为何却寓用世之微意于管子?首先，何如璋主张管子综核名实的法治之术和国家干预的理财思路都应被纳入儒生治术采择的范围中，突破了在采用法术、与民争利问题上的传统禁忌；但他又并未颠覆“民为邦本”的根本价值观，仍以儒学正统观念为标准给这种采择设置了界限。他对管子价值的重估，根本意图上是要补充当前以儒学为主体的治术，使其更好地应对来自现实的挑战。 但何如璋对管子的另一种诠释，却无意中动摇了儒学的地位。他意识到儒学在应对晚清变局时的实用性危机，主张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学术态度去应对。管子在其诠释中扮演着双重的中介角色。一方面，何氏强调管子之术源出《周礼》，但从《周礼》到《管子》的变化对应着“治天下”和“治一国”的不同，这折射出传统儒学与晚清时局存在着明显的紧张，需要管子作为中介去弥缝。另一方面，何氏认为经世致用之道应兼综百王诸子，而兼五家之绪、成一家之言的管子正起到这种统摄的作用。然而，强调由管子来承担这两种作用，却反映出既有的儒学既不能整合旧的思想资源，也不能切用于新的现实时局。因此，尽管何如璋希望借助管子巩固儒学的地位，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晚清儒学面临的危机。 一、法严于吏而宽于民 何如璋(1838-1891)，字子峨，广东大埔人，同治七年(1868年)中进士，散馆授编修，光绪二年(1876年)奉命出使日本，光绪八年回国，翌年奉旨督办福州船政。光绪十年以马江之败革职，遣戍张家口，光绪十四年释还。还后曾主讲潮州韩山书院，十七年病逝。所著有《使东述略》《使东杂咏》《何少詹文钞》等，今皆收录于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何如璋集》，而《管子析疑》则一直未刊。《管子析疑》起草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谪戍张家口时，积六月而成。[6]是书今有抄本藏于上海图书馆，红格，版心题“袖海楼文钞”，藏印为“王培孙纪念物”，书前有孙德谦序。 除《管子析疑》外，现存何如璋的文字中谈及管子的非常罕见。仅在《感事》的一首中，何氏曾将管仲与贾谊并论，指出在“帝并东西屡押盟，市通南北任横行”的列国并立时代，“一匡伟烈推齐相，五饵雄才仰贾生”。而相对于称颂贾谊“五饵”、“典属”之类的御夷谋略，诗中突出管仲的是其“连乡”的内政才能，尤其致意其“能令转败在权衡”，也即《史记·管晏列传》所说的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这既表明何氏对当时中西对抗的焦虑，也预示着他从管子那里寻求反败为胜之方的可能。⑤这样的形象定位和后来《管子析疑》中对管子的诠释是比较一致的。 《管子析疑》的写作前后仅经过半年，何如璋对它却相当自负，其自序曰： 旧附房注，或以为尹氏，疏解浅妄，疑坊间所伪托；刘绩《补注》，殊少发明；朱长春《管子榷》，了无精义；王氏《读书杂志》，所校正者稍有依据，然不过十得一二。乙酉秋，谪居塞北，杜门不出，乃得详加研究，伪者别之，讹者正之，旧注乖谬者疏通而证明之。积六阅月，成《管子析疑》三十六卷……惟望博雅君子纠其失，益开其疑。俾此书之真大明于三千年下，凡读者有以赌【睹】厥指归，不复致疑《管子》所裨于道术者，非浅尠也。[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