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是中国现代学术典范确立的时期。在林同济看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真价值、真作用”，即在于“它划出一个新时代。这时代的学术，中心目标在搜求事实，而标准方法则为经验主义”。在此典范笼罩下，很多有成就的学者都“运用着一种迫近机械式的实验派方法，先标出种种个别的、零星的以至暧昧的‘问题’(problems)而到处搜罗其所谓有关的‘事实’或‘材料’，然后再就一大堆的乱杂事实与材料而类别之，分析之，考据之，诊断之。风尚所被，居然弥漫一时”。① 可以看出，林同济对于这一典范是不满意的。然而这位出身清华学校的留美学生，却非常赞赏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把它作为“杰出的例外著作”，以区分于上述治学取向。按，梁书出版后的确一时洛阳纸贵，引起广泛关注。各种评论中赞扬的话固不少，然而正如丁伟志先生指出的，“纠正其知识错误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②且那些纠正“知识错误”的批评者更多出自学界，而赞扬者往往是与梁漱溟文化态度相近的人。 林同济后出的赞赏是一个例外，却揭示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梁漱溟不仅在文化态度上与五四前后居于主流的新文化人不同，在问学、治学和论学的取向上，也与校园中正在形成的新学术规范有些歧异。③不过文化与学术的对应是我们后出的分类，当时的学人在意识层面未必存在这样的区分，在行为上也不一定会有意地使其“统一”。所以，一些在文化态度上与梁漱溟相近的人，也可以在学术上对他提出严厉的批评。这不仅展现出过渡时代的过渡特色，也使得对梁漱溟言说的观感更加不一。 面临西方实际“掌控”世界文化的现实，梁漱溟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翻身，不得不“借壳上市”。④他想要在人类文化的认识上“集大成”，故总欲面面俱到，仿佛不偏不倚，希望尽量容纳他人各种不同的看法。但在表述上，他既想弄得“齐整好玩”，⑤又如李璜所说，试图简明扼要；⑥还常出惊人之语，以收警醒之效。其实他内心存有多层面的紧张，有意无意间又在追求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故不时予人以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印象(有时也真不免自相矛盾)。 细心考察梁漱溟的思考和言说，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紧张、冲突和不协调。这当然影响到他人对梁漱溟言说的认知，然而他人观感的不一，却也因为那就是一个过渡时代，不仅有“化民成俗”和“为学术而学术”两种基本取向的对立，就是今日仿佛天经地义的各种区分，那时也尚在形成之中，不必据后起的类别来观察。且新旧典范的冲突，有时就表现在梁漱溟一身之上。故对他认识文化的途径和表述文化的手段，需要更进一步的考察；反过来，从他人对梁漱溟的批评中，也常能看到他认识取向的特色。 引言：梁漱溟的治学方法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张东荪评论说，此书“只能算一种观察，而不能算研究文化全体的方法”，实即指责梁漱溟有“观察”而无“方法”，故不足以为“研究”。⑦所谓“观察”与“方法”的对立，恰揭示出“研究”这一后来日渐流行的术语，代表着一种与前不同的学术典范，无形中还附带某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正当性意态。 从那时起，便不时有人对梁漱溟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梁漱溟自己后来在书的第八版自序中承认，他这书有两个根本的缺点，其一就是“当时解释儒家的话没有方法，或云方法错误”。⑧可知他对“方法”也曾有些自觉不足。不过那之后不久梁漱溟就增强了自信，开始对年轻人谈学问的方法，⑨并暗示他自己在方法上有独到之处： 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的眼光；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学问家，特记诵之学耳!真学问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独到处，不同学派即不同方法。⑩ 梁漱溟能这么说，当然是表明他自己并非记诵之学。同时他也指出，仅仅“知道很多，处处显得很渊博”，不能算学问。然而“什么才是学问”呢? 学问就是能将眼前的道理、材料，系统化、深刻化。更扼要的说，就是“学问贵能得要”，能“得要”才算学问。如何才是得要?就是在自己这一方面能从许多东西中简而约之成为几个简单的要点，甚或只成功几个名词，就已够了。(11) 所谓“‘得要’，就是心得、自得”。世上“一切的学问家都是如此。在他口若不说时，心中只有一个或几个简单的意思；将这一个或几个意思变化起来，就让人家看着觉得无穷无尽”。而真能“得要”者，又还不能让“人家看来很多”，“觉得负担很重，很为累赘”。因为“学问也是我们脑筋对宇宙形形色色许多材料的吸收、消化。吸收不多是不行，消化不了更不行”。进而言之，学问是活的，不是死的。“在学问里面，你要能自己进得去而又出得来，这就是有活的生命，而不被书本知识所压倒”。 这样的学问认知，已不全是传统的取向，却也与新学术典范不尽吻合。重视治学者心中的自得，的确是梁漱溟治学的心得，很能表现他学问的特色。且这一心得必须要是活的，是言简意赅的，如此然后可称“得要”。在很多方面，这意思也可以推广到普遍的治学。但说“一切的学问家都是如此”，或不免有些过。因为那时相当一些“学院派”的学者，正不主张学以致用，而提倡“为学术而学术”，同时还特别看重研究和表述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