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苏州花卉业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曾京京,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 沈婧,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曾京京(1963- ),女,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副教授; 沈婧(1993- ),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专门史硕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中国农史

内容提要:

明清时期,花卉业是苏州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近代以来,由于香花茶走俏国内外市场,苏州花卉业集体转向,专注于培植用于窨制花茶的香花。此转向提高了园圃经营的集约化水平,创造了远高于水稻种植的劳动生产率。但是,这种整体转向也给花卉业自身带来诸多消极因素:首先花农不得不承受茶叶市场波动与中间商人肆意压低市场价格并获取高额佣金的双重市场风险;其次,对市场收益的片面追求,制约了花卉园艺的全面发展,不仅四季花卉在园圃中极度式微奇零,甚至芳香品质优异但不易管理的香花品种也遭到被淘汰的命运。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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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5-0078-13

       传统社会时期,花卉业服务于都市人士之冶游赏玩及岁时节俗,是都市近郊特有的经济部门。苏州的花卉业①自唐中叶以来伴随着经济之繁荣与人文之茂盛,一路芳菲满园,飞香翰墨,是苏州作为东南人文奥区的标志性地方景观。明清时期,征诸山川之秀美清淑、验之财富之繁夥丰阜、观于人文之都华精妙,察乎民风之侈靡冶艳,苏州或可推为海内之首。明代文献称“吴下号为繁盛,四郊无旷土,其俗多奢少俭。有海陆之饶,商贾并凑,精饮馔,鲜衣服,丽栋宇。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②时花妙朵是苏州都市生活不可须臾离之赏心妙物,“虎丘人善于盆中植奇花异卉、盘松古梅,置之几案间,清雅可爱,谓之盆景。春日卖百花,更晨代变,五色鲜秾,映照市中。和本卖者举其器,折枝者女子于帘下投钱折之。”③此类花事花俗仍频见于清人笔端,④兹不缕述。彼时花卉业植根于民众的生活文化之中,花农园丁全家衣食尽在花开。“卖花声里到苏州”⑤是大江南北游历者之美丽记忆。

       但是近代以来,这种格局被彻底打破,苏州花卉业集体转向,大规模为国内外茶叶市场培植用于窨制花茶的香花。1950代初年张宇和指出:“虎丘花圃栽培花卉种类极多,其中具有芳香的花卉,不过是一部分。……演变到今天,虎丘花农已经全部栽培少数几种薰茶用的香花了。”⑥本世纪初宋建华也指出“虎丘茶花由虎丘花卉发展演变而形成。”⑦他们看出了近代苏州花卉业演变的主要内容,即茶花取代了传统的四季花卉,但未展开系统的史学论证。有鉴于此,笔者欲依据档案、碑刻以及地方志、地方文献,探讨苏州花卉业近代转向的历史脉络,培植香花所取得的园圃经营成就;以及此转向对苏州花卉业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即花卉园艺未获系统提升,香花交易陷双重市场风险。学力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近代苏州花卉业的整体转向

       国人以花点茶、配茶起源甚早,明清时人一直在尝试用各种香花配茶⑧。至清中叶,茉莉和珠兰成为配茶的主要香花品种。成书于道光初的《清嘉录》、及道光末的《吴郡岁华纪丽》分别记载了苏州茶叶铺以茉莉、珠兰配茶,且内容相近,如《吴郡岁华纪丽》称:“珠兰一名鱼子兰,蓓蕾如珠,花成穗,香甚浓。……生于闽广……吴中茶叶铺撮取其子,号为撇梗,以为配茶之用。山塘花市于六月间称衡论值,售广利蕃”;“茉莉一名抹丽,谓清芬郁烈,能掩众花也。……生于岭外……每当熏风乍拂,花贾从闽中海贩而至,茶叶铺买以配茶之用,去其花蒂以衡值,名打爪花。”⑨

       明清时期,茉莉、珠兰还不能在苏州越冬,袁学澜称茉莉“畏寒难活,往往一年即枯”⑩。但明人记载“培养得法,亦能隔岁发花”(11)。所谓培养得法,即指冬季将茉莉等移入暖室,或采取保温防寒措施。顾禄不仅记述了掘地数尺,炉火升温,专发不时之花的“窖室”,(12)还专门提到供南方花树越冬的花房:“安置畏寒花树则有暖室,窗缝糊纸,风不漏泄,谓之‘花房’。春分后百卉出房,必覆以芦帘,以避风日。”(13)从“百卉出房”可知当时花房并不专门安置茉莉、珠兰等香花,这类香花在园圃中也还未占优势比例,其用途也不专在配茶。明清时,茉莉花“花蕊之连蒂者,专供妇女簪戴。虎丘花农盛以都蓝,沿门唤鬻,谓之戴花,又以铜丝纽串茉莉蕊,装成小花蓝,闺阁中买置,夜悬绡帐,香生枕席,引入睡乡,令人魂梦俱恬”(14);亦可加工后用于制做美食,“至于春之玫瑰、夏之珠兰、茉莉、秋之木樨,所在成市,为居人和糖熬膏、点茶、酿酒、煮露之用,色香味三者兼备,不徒供盆玩之娱,尤足珍也。”(15)因为珠兰、茉莉有一般观赏花卉所不具备的实用价值,因而有专门的卖场,“惟玫瑰、茉莉、珠兰市在花园弄口场上,余在半塘花市。”(16)可见彼时其市场也仅限于苏州本地。

       近代以来,国人以为“高贵之茶叶须加茶花熏制方为上品。”(17)苏州园圃从何时开始大规模培植茉莉、珠兰等香花,至今未见到明确的记载,1950年代初张宇和认为“香花茶用现在流行的熏制法大规模制造成为商品,是十九世纪末光绪中叶的事。”(18)这个判断与史实相去不远(19)。下面拟结合碑刻、档案、方志、文集等资料加以阐述。

       现存两篇《重修花商公所捐款收支碑》碑文(20),一则刻于道光十二年(1832),一则刻于光绪十九年(1893),公示了捐资者姓名或商号名称。道光碑刻有二家福建花帮,五家以“堂”或“号”相称的商号,六十六名个人。光绪碑包括十八家商号,八家茶行,三家花商,九家秤号,八十个园圃。对比两篇碑文,其中商号、堂号,如道光碑中的“景隆宝号、宝元宝号、吴德凝宝号、珊茂堂、止足堂”,光绪碑中的“方怡盛号、恒兴公号、郁恒懋号”等十八家,应该就是顾禄所说的有数亩园场培植南北花卉的花树店(见后文详述)。道光碑中的六十六名个人,代表了六十六家园圃,这个数字在光绪碑中达到八十家。

       道光和光绪碑中都有花帮或花商,专门从闽广贩运茉莉、珠兰等南方花卉,如道光碑中有三山、长乐两花帮,光绪碑中有“东粤高荷天、东粤陈乐轩、闽省福新兴”。光绪三十四年(1908)因部分花农拖欠花款,福新兴花帮向苏州商会求助,称“职商商立汤、李达缓……年不等岁……原籍福建人民。……窃商等在苏立福新兴牙帖牌号,历年贩运珠兰、茉莉。”(21)可见闽广花商操纵着香花苗木之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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