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7)-04-0084-15 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租界发生了一起伶人“强占”买办小妾并持刀恐吓案。案发后，该伶最终被判监禁长洲县内监十年，而与之有染的顾氏名彩林，也随之被会审公廨判押沪北栖流公所。①顾彩林“羁押期”原为一年，然而期满后一直未被释放。在栖流公所关押七年之后，她又被转移到会审公廨女押所关了两年。此事在数年后引起了外媒关注，据《字林西报》报道，丈夫拒绝接顾氏回家导致了她被超期羁押，尽管她屡次请求公廨谳员，却没能恢复自由，当谳员告知她“有可能再次被送往栖流公所时”，她的反应是“宁愿被砍头，也不想再回到那个地方，跟那些女人关在一起”②。 为何顾彩林会对栖流公所如此反感?在时人“卧读生”的《上海杂志》中，此处乃上海著名的五家善堂之一。③曾任《申报》主笔的黄式权亦认为，该机构为“失业贫民，穷无依倚者”提供了庇护，“衣之食之，无不具备”。④陈荣广的《老上海》将其誉为“上海慈善机关之巨擎”。⑤今人研究多沿袭旧说，认为栖流公所是集多种义举于一身的慈善组织，强调的亦是其积极的社会救济功能。⑥然而，顾案说明了栖流公所的性质并非如此简单。况且，顾氏不是个案，梳理当时相关报道就会发现，因案发押栖流公所者不在少数。尽管已有学者指出，栖流公所与清代以收容、救助流民为主的栖流所存在很大差异，但对于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并未深究。⑦栖流公所为何具有监禁案犯的职能?它与会审公廨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租界外媒又为何会对其产生兴趣?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丰富对该机构的认识，同时也为进一步考察围绕会审公廨而起的中西冲突，乃至晚清的监狱改良提供有益的思考面相。⑧ 一、“前身”：栖流公局与新闸收容所 栖流公所位于租界之北，新闸大王庙附近，故称“沪北栖流公所”。要理解该机构的特殊性，首先得从其设立谈起。光绪五年(1879)，时任英租界会审公廨的谳员陈福勋因租界内客寓时有患病孤客在“将死未死之时”被店家“拖至荒地，以图省事”，屡次示禁却无法阻止，故欲在租界内“购地造屋，收养病人”⑨。此主张得到多方支持，时任上海道的刘瑞芬、上海知县莫祥芝、福建补用道胡雪岩、丝商巨贾陈煦元等皆纷纷捐银。⑩从勘址、购地、破土到竣工，用时不过半年。据报章报道，栖流公所建有平房四十多间，其中二十四间供受助者居住，“每间可住四人至八人不等”(11)，其余用作办公处、厨屋、听差更夫住所等，此外派有内外科医生驻所，“预备药饵，施治患病者”(12)，“井井规模，有条不紊，屋宇宏敞，器用整洁”。(13) 此举在当时被普遍誉为“义举”、“善举”。不过，就在陈福勋拟修栖流公所的消息传出后，却是一度“人言籍籍”： 咸谓新闸地方向有栖流公所，且有余地，向由同仁辅元堂经管，咸丰年间经该堂价卖于西商公平洋行，得银几及万两，售出后未闻另购别处，且不闻另创善举，正不知此项银两报销何款也。(14) 换言之，沪上早已有栖流所，但被转卖，且交易银两去向不明。嘉庆年间松江府上海县叶机曾“札知同仁堂董事设法办理”栖流公局，该局制定有详细的章程规条，且职能与再建的栖流公所无甚差异，同样是“专为沿途重毙病茕而设”。(15)同仁辅元堂乃咸丰年间由同仁堂与辅元堂合并而来，可见，舆论中所称从前的栖流公所当指此栖流公局。栖流公局转手的原因和年份无从得知，但具体买家及转手后的用途却有迹可循。 《字林西报》曾在1871年2月间刊出一则报告，内容乃关于“新闸收容所与虹口粥厂”的运营情况，其中提到，在1870年11月19日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上，便形成决议将利用新闸地方的原有机构来救济租界的贫穷华人。(16)报告发布时，工部局已接管了该机构，并对原址进行修葺。翻新后的机构名为“新闸收容所”(Sinza Refuge)，可同时容纳四百名救助对象。定期发放食物与衣物之外，(17)救济对象被要求参与工作。管理具体事务的是一位精通汉语的外国人，(118)而报告撰写者托马斯·汉璧礼(Thomas Hanbury)是公平洋行行主。(19)1870年2月间，他曾向工部局提交两份免征土地税的申请书，豁免缘由在于“这是以他的名义为同仁辅育(元)堂慈善机构注册的”，(20)亦即他名下的土地真正使用者是同仁辅元堂。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这个细节侧面印证了汉璧礼和同仁辅元堂关系非同一般。汉璧礼以“董事及财务主管(Chairman and Treasurer)”的身份发布了这份报告，显然，他是“新闸收容所”的主要负责人，而该收容所的前身，很有可能就是此前的栖流公局。 “新闸收容所”的成立与工部局对租界乞丐问题的处理有关。此前巡捕的处理方式主要是将乞丐遣送回上海县城，但并不奏效，随着乞丐人数越来越多，工部局开始考虑在租界附近建立收容所，并决定“当一名乞丐第一次在租界被发现时，应将其送往新闸收容所，并给以警告”。警备委员会曾就新闸收容所的相关问题与汉璧礼会晤，并告知工部局计划“从纳税人款项中提出一笔经费作为救济在工部局所辖范围内的西人和本地贫民”。在汉璧礼发布的报告中提到“新闸收容所”收到的各方捐赠中包括了租界外侨、工部局，以及华人中的地方绅商。然不知为何，该机构在运营不到数月便关闭了。(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