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6-0040-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6.005 在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来实现政府职能转移。由此，这种现象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唐钧，2012；徐家良、赵挺，2013；管兵，2015)。然而，这些研究的对象大多为地方政府，而鲜有关注作为地方治理主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在中国，虽然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并非传统政府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中存在的法团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顾昕、王旭，2005)，这些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群团组织在事实上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在此背景下，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在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表现出某些独特之处，但同时也面临着特殊的现实问题与困境。为此，本文尝试归纳出共青团承接政府转移青少年事务的三种典型模式，并以广州共青团的经验为切入点，探讨共青团承接青少年公共服务的政治实践、存在问题和解决对策。 一、公共服务供给的三大理论模式 关于由谁来提供公共服务，学术界存在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社会供给等三种理论观点，并由此衍生出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模式、市场模式和群团模式等三种模式。政府模式主要基于社会公平的目的，主张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扮演主导角色。市场模式主要遵循供给效率的标准，认为市场组织应该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群团模式则试图超越上述供给模式，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情况下，实现以“多中心治理”为主导的第三方供给。 政府模式认为，政府应作为公共物品的最大供给方，主导和参与公共物品的分配和供给。由于公共物品的供给具有非排他性等特征，公共物品的供给需要以“社会公平”为导向，因此它们无法像普通商品那样交由市场配置。在此情况下，以实现“社会公平”为主要目的的政府组织被认为是提高公共物品配置公平性的最佳主体。不过，由政府作为唯一的公共物品供给主体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问题：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在种类、规模等方面有所限制(金红磊，2005)；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渠道，这种供给模式也存在着效率低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解决政府供给模式弊端的市场供给模式成为新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市场模式主张由公司、企业等市场组织作为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给主体向大众提供公共物品，政府部门只是作为公共物品的发包方和购买方而存在。市场供给模式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它能够根据大众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公共物品，从而使得公共物品的种类、数量和品质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另一方面在市场的竞争性激励下，其供给效率也要显著高于政府模式。尽管如此，这种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等特征，市场供给模式面临着“公地悲剧”等市场失灵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群团模式成为超越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两难困境的第三方供给模式。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是这种供给模式的理论基石。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国家的利维坦和市场的私有化都无法提供完备的公共物品，我们应当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寻找新的治理之道。进而，它认为独立于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之外的社会组织能够扮演这种角色，由这些社会组织自发形成的多中心治理结构，能够在保持市场效率并兼顾社会公平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的持续发展(奥斯特罗姆，2012)。 在群团模式下，政府的主要角色不再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是公共物品的购买者、资金提供者以及项目组织者和监管者。政府一方面通过制定政府职能转移目录，并按照目录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向社会组织直接购买服务；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也可以根据社会需求、自身能力向政府竞争公共服务项目，政府则根据其自身需求，在评估社会组织承接能力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服务项目的承接方。通过这种方式，社会组织在竞争公共服务项目的过程中形成了类似于“准市场机制”(宁靓、茅杰，2015)。 这种以效率为导向的“准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社会公平。这是因为它与传统市场存在显著的差别。在“准市场机制下”，社会组织在竞争公共服务项目的过程中并非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组织目标。这些社会组织大多并非市场化的私人企业，而是具有各自服务受众和联系对象的社会公益组织。其组织运作经费也并非主要依靠其获得的项目利润，而是依靠具有慈善性质的公募或私募基金的募捐。由此，群团模式能够超然于市场供给“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向社会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服务。 在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模式和群团模式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催生出新公共管理运动，各国政府开始摒弃“大政府”观念，逐渐以“小政府”理念推动社会治理。进而，这些国家通过精简官僚机构、企业私有化和鼓励社会组织发展来推动政府角色转型。在中国，随着政府体制改革的推进，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内涵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念和实践也随之引入(王浦劬、萨拉蒙，2010)。以此为导向，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尝试通过精简政府部门、减少行政审批和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建立服务型政府，以便向社会大众提供更多、更好和更便捷的公共物品。 二、共青团承接青少年事务的中国实践 在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共青团组织开始大量承接政府转移的青少年事务。不过，由于各个地方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青少年社会组织成熟度不同，各地共青团承接青少年公共服务的模式也不尽相同。归结起来，它们形成了以下三种典型模式：以上海为代表的政府模式、以苏州、佛山和嘉兴为代表的市场模式，以及以深圳、北京和重庆为代表的群团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