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03(2017)04-0005-07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前国家权力的强行介入和长期的政治动员使得传统乡村内部长久存续的宗法伦理、家庭规约遭到瓦解，加之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两工”和农业税的取消，经济生活的个体化造成农民政治生活原子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在此背景下，多数学者以农民的身份转化为切入点探讨村级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如李培文认为农民身份的公民转向对我国农村基层政治民主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农民政治参与广度与深度的不断增加推动着其参政议政能力的提升[1]。郭忠华认为公民身份是基于一定形式制度规范所形成的平等的和相对稳定的权利义务框架[2]。而身份认同则是围绕村级政治的互惠作用和共同利益，依靠一系列信仰、仪式和象征的强化而形成的一种对村落公共空间或行动规制的归属与确认，是一种变化、互动的过程[3]。因此，公民身份认同①是农民个体对国家赋予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及其相对应的义务规约进行的自我感知、自我选择、自我构想与判断，农民个体在主观上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与行动来适应所属的公民身份环境，同时也改变着外在的身份评价与制度构建。 农村青年是农村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具有较强的探索能力和创新能力，对新鲜事物的学习和适应能力远远高于其他村社成员，在村级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处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农村内部的社会资本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家庭的青年劳力在“打工经济”的牵引下走出村庄并获得了分享城镇政治资源的机遇，同时较低的返乡频次使其逐渐成为村庄政治的边缘群体。而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外出或不想外出的“留守”青年自然成为乡村政治的重要参与主体，他们对自身公民身份的关切或认可程度将直接关系到其他村民的公民意识与民主习惯，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村政治生活的整体水平。对此，曹海林对苏北二村青年的政治参与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尽管政治参与程序已较为完备，但“留守”青年的参与热情普遍不高，并常常出现利益表达不规范，义务劳动缺少主动性的现象[4]。赵宝爱对农村“留守”青年政治参与的“模糊化”问题做了专门研究，认为熟人社会传统习俗的排挤和家庭阻力的约束造成了“留守”青年对公民身份的排斥，从而导致农村基层政治参与一直处于低效状态[5]。由此可见，较低的公民身份认同度将对农村“留守”青年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并极有可能造成不合作行动的复制与蔓延。农村民主政治框架的建立必须从个体的自我政治感知入手，不断探索参与程序、制度规范等外在因素与村落习俗和家庭民主习惯等内在规约的互动场域，以留守“青年”的角色转变带动社区其他成员的政治联动，进而为拓展村级社区治理的参与度和持久度奠定基础。 认同是社会行动者建构意义的来源，是行动者对外来压力和矛盾的现实回应[6]，农村“留守”青年的外在公民身份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和社会舆论来产生，但只有“留守”青年内化这种身份并在此过程中建构意义，才能视为认同。因此，从心理维度把握农村“留守”青年的政治生活状态，了解他们政治参与的真实意愿，有助于为农民整体的身份转化提供参考。为此，调研组走进河北邯郸市东部魏增寨镇下辖的申街村和滩上村进行实地调研，了解当地“留守”青年对公民身份的实际认知状况。申街村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部分农民从事个体经营，经济水平不高。村内共有企业1家，全村总人口2355人，18-35岁青年753人，“留守”青年406人，占总青年数的53.9％。滩上村与申街村相隔12公里，原本是一个以玉米种植为主的农业村，近年产业结构得到较大调整，牲畜养殖、林业种植、木材加工等产业逐步兴起，经济条件较好。村内共有企业5家，全村总人口3089人，18-35岁青年984人，外出务工青年257人，“留守”青年占总青年数的73.9％。本次调查主要通过居民访谈和青年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两村共发放问卷550份，收回有效问卷534份，有效回收率97.1％。 二、“留守”青年公民身份认同的缺失 公民身份认同是一个渐进过程，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家庭道德情感上升为社会公德依附的过程，第二阶段侧重公民权利义务的认知，第三阶段是公民法律意识和主体意识的不断完善。以此为基础，本次调查内容主要从社会公德内化、权利义务认知和公民意识三个层面设计问卷。从调研最终结果来看，相较于其他社区成员，农村“留守”青年对“公民”一词已不陌生，但对公民身份内涵的理解尚处于初级阶段，公民身份的认知不足、认同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庭私德与社会公德相冲突 社会公德又称“国民公德”，是公民在履行社会义务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活动中所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通常与集体、社会或民族的利益相关联，社会公德的内化程度往往表现在私德与公德关系的处理方式上。因此，调查问卷中设置了“您认为马路上晒粮食是否合适？”“您在种植和收获季节会不会主动帮助别人？”“村里修路增加了您家的水渠建设成本，您会怎么做？”“别人评价您‘老实’‘热情’，您是否很高兴？”等七个问题。结果发现：多数“留守”青年对帮助村内其他家庭事务比较感兴趣，也乐于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但当自身家庭事务与村内公共事务相冲突时，他们往往支支吾吾不愿表露自己的想法，有的也会说：“我们都是安稳过日子的人，最好不要有太多事儿来干扰。”当社会公德与家庭私德相冲突时，他们多是“视情况而定”的回应，这给集体利益观念的形成带来一定的心理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