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947(2017)04-07-07 作为我国第一代青年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谢昌逵先生由伞寿之年起步，历经8个寒冬酷暑，重新批阅曾经滋养了几代研究者的经典著作和浩瀚历史文献，总结大半生与青春做伴的研究心得，在上寿之年推出35万字的学术新作《青春奥秘：青年的历史存在与社会角色》(以下简称《青春奥秘》)，让不再年轻、但在他面前依然是晚辈的我等第二代青年研究工作者感慨良多。在2017年秋老虎肆虐的日子，认真拜读谢老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不仅感受到“不老的青春力量”带来的心灵震撼，更欣喜于展现在眼前的青年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从历史的角度、从人类文明的源流中透视青年。 一、从人类文明的源头发现青年的历史存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式起步的、具有科学意义的我国青年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相比较而言，由史学角度切入的成果，除了青年运动史因工作需要“一枝独秀”外，青年史研究始终比较欠缺。2002年4月，金大陆主编的《上海青年志》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这部志书横跨20世纪百年，涵盖青年人口、青年组织与社团、青年运动、青年社会教育、青年生产与科研实践、青年文化、青年对外交流、青少年问题与法律保障、青年研究、青年人物等内容，共10编、225万字。它是笔者视野内我国第一部地方青年史的断代研究之作。其中，开篇大事记记载的第一个事件，就是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1月26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成立。[1]2004年4月，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文库”推出的马庚存的《中国近代青年史》，则是从“鸦片战争与中国青年”落笔，[2]时间上溯到19世纪40年代。2009年《当代青年研究》第6期发表了田杰教授的文章《青年研究的史学范式与理论图景》。他指出，“缺乏对历史(包括史学方法、历史观等)的必要关注和理解，是青年研究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论缺憾。”“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中，青年已化为无数的碎片，形成一团团迷雾，如何穿越迷雾，发现它那高贵的‘青春品质’。唤回人类的青春热情，构建崭新的代际关系和世代关系，将是青年研究沉重的历史使命。”[3]令人感动的是，谢老以“80后的青春热情”勇敢地回应了这一学术呼唤。 长期以来，我国青年研究领域大都认可“工业化造就了现代意义上青春期和青年”的观点。显然，这是外部世界对青年的发现，通过大量的翻译介绍被我国青年研究领域以“群体无意识”的方式所接受的结果。但“青春期和青年”真的“产生”于工业革命时代吗？1986年9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F.马赫列尔的《青年问题和青年学》。[4]这是一本在我国青年研究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他把青年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传习仪式——对青年的认识发展史上的神话阶段；作为年龄阶梯上的一级阶梯——对青年认识的教育学—哲学阶段；作为社会存在的青年——对青年认识的前科学的整体模式阶段；作为能动的社会主体的青年——对青年的单学科科学认识阶段。马赫列尔明确表示：在古代“原始”社会中，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青年。“不被承认的童年”向成人的过渡需要通过传习仪式来完成，而这种传习仪式则意味着“童年的死去”和“真正的人的诞生”。田杰教授则明确提出了“青春的出场与人类的诞生完全同步”[5]的观点。谢老的著作在充分肯定马赫列尔研究结论合理性的同时，引用了生理学的研究成果，从人脑在出生后需要继续增长、人类的成熟期必须延长、人的生理构造的非特定化等生物学特征入手，用3个篇章分别论述了人类诞生时期的青春奥秘，人类独有的青春期，以及作为社会创造物的青春期。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动物在天性上比人更完善，它一出生就达到完成。人则不同。自然没有对人作出最后的规定，这种未确定性使他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只能靠人自己去完成。”“接受遗产，开发潜能，完善自我，创造未来，这是每一位来到人间的新生命都要面临的历史使命。人类的进步使这些使命的内容丰富到了简单的成人仪式不可能承担的地步，必须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青春期，而恰恰人类新生儿的脑与生理没有成熟就出生，需要有一个较长的生理成长阶段，以满足成长中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互相适应的要求。这真是人类天衣无缝完美无缺的设计。”用生命的本质需要和生命成长的过程来证明青春期和青年存在于人类文明的源头，而不是被“认识”和“命名”之后，这是本书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二、从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追寻青年发展的足迹 本书的主体部分是“中国青年的历史”和“西方青年的历史”。这本来应当是两部学术专著的框架。作者分别选择中国的春秋战国和西方的古希腊文明时代作为描述的起点。由于可以借鉴的研究成果、手头资料有限等方面的限制，作者对西方青年史的论述逻辑架构看上去更加完整。 关于中国青年史，作者采取了“点击式”的表达。由《楚辞》中“青春”概念的出现入手，引申出中国传统社会对青年和少年的区分，以及这种区分的意义。针对日本学者横山宏章“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历史，那其中却见不到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的观点，[6]作者列举了中国历史夜空中灿若群星的少年英雄、青年才俊，证明无论是发起和参与平民起义的青年，还是勇于参政议政的太学生，都是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虽然他们明显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由于造反青年和太学生在青年人口中绝非多数，对于“三纲”网络下多数“沉默的青年”被压抑的状况，作者则进行了深刻的社会批判。对“在青年崇拜声中登上历史舞台”的五四青年学生，作者给予了尽情的讴歌，将其描述为“用实际行动向三纲文化传统冲击的首批义勇军”、“最初的青年文学”创造者、“追求、学习和宣传新思想的主力军”、“身体力行的理想主义者”。[7]对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的30年间的中国青年，作者描述为特殊历史时期中的特殊世代，用寥寥数笔勾勒出“火红的青春”、“革命接班人”、“反思与超越”的大致轮廓。对改革开放时代的青年，作者从城乡两个维度概括了个性解放与新人类的出现，农村青年的流动与创业。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青年，作者则将其描述为“市场竞争中的奋斗者”。对于借助互联网蓬勃发展的青年亚文化，作者概括为具有“娱乐化、草根化、平民化特色的偶像崇拜和粉丝文化”。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以及对中国80后、90后青年的影响，作者给予乐观的期待，认为将有助于人性的升华，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以精神享受为主的人类新的历史阶段的起步”，“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要求”。虽然作者没能提供关于中国青年史全景式的“理论图景”，但书中提出的问题和观点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既可以被证伪，也可以被证实，还可以举一反三的思考空间。 与中国青年的历史相比，作者对西方青年历史的概括更为清晰。由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脉络早已形成完整的体系，西方关于青年的研究积累了更多的学术成果，作者不仅运用资料更加得心应手，对观点的提炼也更有“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