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4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053(2017)10-1469-14 技术进步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索洛最早提出只有技术进步才能带来人均产出永久性提升的观点[1]，罗默和卢卡斯等学者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肯定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2][3]。由于研究开发活动的高投入和不确定性，以及创新成果的外部性，使得技术创新过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部门利用公共政策加以弥补。21世纪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孕育和国际经济竞争环境的日趋激烈，为夺取产业发展的技术制高点，强化本国的技术优势，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制定、调整或完善各自的产业技术政策。然而，有关产业技术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一直存在学术争论。支持者认为产业技术政策能够避免创新活动的市场失灵，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反对者则指出，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问题更为严重，缺乏有力的监管很难达到政策预期效果。 产业技术政策通过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和调动社会资源，指引产业技术的发展方向，从而实现产业技术进步。按照西方新产业组织理论的观点，技术创新是市场需求和技术供给双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一方面，市场需求是决定创新活动速率和方向的重要条件，需求差异影响创新活动的激励强度；另一方面，新技术生产的供给对技术创新存在直接影响，研发经费投入是新技术成果出现的主要动因。相应地，从促进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出发，产业技术政策也可以分为需求导向型政策和供给导向型政策。在中国产业技术政策的实践中，以直接研发补贴、银行贷款优惠和技术设备加速折旧为主的供给导向型政策居多，近些年来，逐渐出现了鼓励优先采购国产设备、技术设备出口补贴等形式的需求导向型政策。那么，哪一种导向型的政策对激励产业技术进步更加有效呢?本文将对以装备制造业这一国家重点发展的典型行业为例，就产业技术政策的创新效果展开讨论。 1 文献回顾 自熊彼特在1937年提出创新理论之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技术创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来自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CED)的《技术创新统计手册》指出：“技术创新包括新产品和新工艺，以及产品和工艺的显著技术变化”[4]。关于技术创新活动的动因研究，可以分为三种思路：一是Rosenberg[5]和Dosi[6]等提出的“供给推动”(supply push)假说，认为创新活动和新产业兴起是由科学知识的发现、技术机会的分布、研发机构的效率、投资的机会成本等供给层面因素所决定的；二是Schmookler[7]提出的“需求驱动”(demand pull)假说，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追求利润的经济行为，需求导向、需求规模与盈利能力的变化是促进微观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活动的最有效内在激励机制，Lee[8]的研究表明应用研究的技术交流、产品类的技术交流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需求；三是在前述两类观点基础上的“双因素”说，Mowery和Rosenberg指出供给和需求都是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技术和市场是创新成功的决定性力量，科技推动与需求拉动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只是在不同产业中以及创新不同阶段上，二者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区别[9]，Lee和Chansoo认为市场风险的规避需要技术推动型和市场拉动型创新之间的合作，创新成功需要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的共同作用[10]。 作为政府部门促进产业技术创新的外在因素，产业技术政策在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升创新产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产业技术政策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机制支持、鼓励和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另一方面，产业技术政策又通过科学合理的创新资源配置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制度环境，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11]。比较而言，美国早期法律性的产业技术政策很少，有限的公共政策意在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但90年代以来，美国也开始重视政府行为对发展和应用新技术的积极作用[12]。比较而言，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国家会通过定制详尽的创新政策介入企业创新活动，通过鼓励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实现人才、技术的积累。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产业技术政策则介于两者之间，更注重对中小企业以及高技术领域的创新活动支持。相关的定量研究围绕产业技术政策的整体效果展开。Jones[13]和Amsden[14]的研究指出，韩国和日本的产业技术政策对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来自日韩两国的比较研究发现，韩国产业技术政策的创新产出水平要低于日本，其差异源于R&D行为的累积性，需要在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中找到不断积累研发资本的适当方法[15]。Falck等评估了德国巴伐利亚州促进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政策效果，发现该项产业政策在降低了研发成本的同时带来了目标行业研发投资4.6％-5.7％的增长[16]。 部分学者按照需求导向和供给导向两种类型，探讨了不同产业技术政策的创新激励效果。Albrecht等比较分析了欧洲地区可再生能源行业需求导向和供给导向政策的实施情况，发现实施需求拉动政策的支出要远高于供给推动政策，说明政策实施成本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17]。Costantini等对OECD和部分非OECD国家生物能源行业创新活动的研究表明，技术开发初期的创新活动是由以价格为基础的需求拉动政策驱动的，成熟期则是需求拉动政策和供给推动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18]。Peters等考察了OECD国家太阳能光伏产业的政策实施情况，指出供给导向型政策并没有在国家间带来创新溢出，而需求导向型政策不仅能够促进本国的创新产出，而且有利于产生溢出效应[19]。Kim和Lee以动态随机存取内存(DRAM)市场为分析对象，讨论了需求导向和供给导向型技术政策对DRAM行业创新活动的激励效果，发现在市场培育初期，供给推动政策的影响更加有效，随着行业的不断成熟，供给导向型政策的作用有所减弱，需求导向型政策的激励效果逐渐增强[20]。Cantner和Pyka对德国风能发电和光电伏打(photovoltaic)行业进行了研究，认为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政策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风能发电的网络规模主要由供给导向型政策驱动，而光电伏打行业的发展主要依靠需求导向型政策[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