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7)06-0005-09 引言：“点石成‘金’”与“点石成‘精’” 人要在这个世界上绵亘挺拔而屹立为“人”这个“类”，需要两种基本能力：一是点石成“金”；二是点石成“精”。一字之差，虽都是出神入化之功，却物质与精神两立，前者创造物质世界，后者安顿自身，建构精神宇宙。现代性尤其市场经济赋予人类本能的最大附加值是“点石成‘金’”。金钱拜物教之可能成为一种世俗宗教，不仅意味着对金钱以及追求金钱冲动的放逐，而且隐含着一种信念，相信金钱，与之相伴的是物质生活的进步可以秋风扫落叶般地席卷世间一切难题，只要经济发展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于是，万种风情的“人”的生活便为经济与科技所绑架，人们学会了接受企业和技术进步提供和安排的一切，“变化”，尤其像芯片那样目不暇接的不断换代成为世界的主题，人们在这个世界中学会的最大本领是转瞬即逝的“遗忘”与“抛弃”，iPhone 4、iPhone 5，到iPhone 6一年之内便可彻底相互遗忘，今天抛弃昨天，今天又被明天抛弃，人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记忆甚至不容记忆的世界，一切都被“变化”所驱逐。久而久之，缓慢而又春风化雨般在漫长传统社会中形成的“点石成‘精’”的能力便用进废退。 简单地说，所谓“点石成‘精’”，就是赋予世界的一切以精神，并将世界融化于人的精神从而成为人的精神世界的质料和滋养的取向和能力。它将世界的一切当作人的精神的作品，也当作人的精神的“现象”，由此追求并努力达到永恒。孔子“天生德于予”是穷途末路之际的“点石成‘精’”，杜甫“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孤独世界中的“点石成‘精’”。“点石成‘精’”，是一种信念，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自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就开始以精卫填海的毅力养育的能力。“精”不只是与物质相对应的精神，而且是价值，是永恒，是不朽。因为这种智慧与能力，人便与世界融为一体，建构自己强大的精神宇宙。当然，在那些物质匮乏的时代，也常常如庄子的逍遥游，内蕴着某种画饼充饥式的无奈。人类在进化的同时，往往伴随退化。现代性、市场经济奇迹般催生了人类“点石成金”的天赋，与此同时，“点石成‘精’”黯然退场。于是，这个世界不仅祛魅，而且缺乏人文灵性，缺乏彻底的智慧，只剩下可怜的知识和令人炫目的“黄黄的金子”。关于孝道，以及孝道在中国文明体系中的地位的理解，便是典型案例。 如果欲以一句话还原“孝”在中国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现代命运，那就是：孝道的文化之重。一方面，它在文明体系中“举足轻重”；另一方面，它在现代社会，尤其是老龄化与独生子女邂逅的当代中国又“不堪重负”。然而，无论如何，在当今中西交汇的文明天平上，中国文化的顶层设计和终极关怀，究竟或“中”或“西”，“孝道”又确实具有“一砣压千斤”的文化之“重”。 一、文化重托：对于“不朽”的期许与承诺 现代伦理关于“孝”的文化理解的最大误区，一言蔽之，在“道”与“德”的离析。理论上，只把“孝”当成一种“德”，没有也无法达到“道”；实践上，只提倡孝之德，不能洞察道的伦理智慧和伦理境界。道之不存，德将焉附?于是现代中国社会必然遭遇孝的文化危机。 中国哲学将“道德”一体，便意味着道与德的相分相即。老子的《道德经》，上篇为德经，下篇为道经，实为“德道经”，已经隐喻“道”高于“德”，是“德”的根源。所谓“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1]；“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2]，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诠释了道与德的不同智慧境界，“道”为“尊”，“德”为“贵”。“孝德”与“孝道”分别指向道德品质和伦理境界，彼此相互关联，形成“孝”的完整道德哲学结构，于是孝便不只是一种“德”，更是一种“道”。有待追问的是：“孝”到底是何种“道”，因何成为“道”? 在人类文明中，孝道的产生到底具有何种精神哲学意义?孝的观念，德的观念，礼的观念，是中国人的精神尤其是伦理精神发育中最早孕生的几个重要的观念之一，它们在精神发展史上的地位如此重要，乃至可以说是“元观念”。一般认为，孝的观念产生于殷周之际，它的产生需要两大条件，一是基于血缘的亲亲关系，二是家庭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家庭成员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形成，它具有维护宗法制的社会作用。[3](P56)这种历史主义的解释指证了孝产生的客观基础，但没有也无法解释孝的观念诞生的巨大精神史意义，也难以彻底地解释，孝为何在中国，也唯有在中国，才发展成为一种最具范型意义的“道”，即所谓“孝道”? 雅思贝斯曾经说过，在轴心时代，人类产生了一种重大觉悟，相信人类可以在精神上将自己提高到与宇宙同一的高度。几乎同时，诞生了一些金岳霖称所说的“最崇高的观念”，在希伯来是上帝，在印度是佛，在中国就是“道”。“道”是达到普遍和永恒，在精神上与宇宙同一和往来的最高概念，“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可道，非常道”[4]。关于“孝道”的研究，不仅要说明孝是何种“道”，更重要的是要指证，孝到底如何让人达到“道”。也许，有两种假设可以为经验与理性所承认。一是孝是人类区别于动物、使人最终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重大标志，借此人猿揖别，走向“人道”或“人”之“道”；二是孝是中国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最重要的元色之一，在中国也只有在中国，孝才成为通向“道”即达到终极的必由之路。孝作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精神史意义也许无须辩证。在动物界，不乏“父母”对“子女”的哺育的慈爱，有时这种慈爱丝毫不逊色于人类，甚至达到超越人类的感天动地的地步。然而，无论动物学还是人类学的研究都未能提供一种否证，唯有子女对父母的反哺，才是人类的独有的伦理，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神事件。原始社会初期并无表征子女对父母义务的所谓孝，在食物资源紧缺的条件下，年迈的父母甚至成为子女的食物。我们可以谴责它的野蛮，也可以为这种基于稀缺的本能行为辩护，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这是父母为子女也是为自身血脉的延传所做的最后和最高的牺牲，它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子女献上“最后的晚餐”。然而，难以解释的是，在自原始社会至今的漫长历史演变中，物质的稀缺从来就与人类相伴，应对稀缺的“最后晚餐”为何被同样感天动地的孝道所代替?精神史的图景向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父母以不同形态为子女奉上慈爱的“最后的晚餐”，无论是老人的隔代抚养还是年轻人“啃老”，相当意义上都是父母最鞠躬尽瘁的最后奉献；另一方面，人类的精神延展在觉悟中改变了航向，由黑格尔所说的“直向的善”，走向“反向的善”，在继续行进中不断回归自己生命的根源，走向孝的反哺之道。可以说，慈爱是生命的自我行进，孝敬是生命的家园回归。回归的动力，是追求无限与不朽的终极觉悟和终极关怀，其要义是由“孝”达“道”，将“孝”由“德”推进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