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的道德叙事与论域检视

作 者:

作者简介:
韩玉胜,男,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
齐鲁学刊

内容提要:

迈克尔·斯洛特将“移情”这一心理学的热门概念援入道德领域,系统论证了一种强调“移情”在道德生活中起普遍决定作用的道德学说。但人类这种较为普遍的移情能力并非完满无缺,它自身存在诸多难以克服且与生俱来的缺陷,移情在道德领域并非具有如斯洛特所认为的那种普遍适用性和最终决定性,斯洛特移情道德学说的叙事范围与理论论阈需要认真检视。其一,基于“冷—暖移情”难以在旁观者与行为者之间建立起可靠的道德评价关系;其二,移情的“利他本性”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自我移情”的重要性;其三,移情并不能提供斯洛特所认为的那种普遍道德解释能力。虽然斯洛特极力证明移情是一种较之理性主义更具道德优越性的“不证自明”的道德能力,但显然仅靠冷暖移情这种经验反应机制难以满足道德判断的实际需求,其道德有效性和移情机制有待进一步验证与完善。如若置这些难题于全然不顾,斯洛特以移情作为普遍道德基础的理论抱负更加难以实现。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8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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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7)05-0090-06

       “移情”(empathy)本是心理学领域用于精神分析过程的一个专用术语,指的是一种能够感受和深入了解他人内心世界的能力,即能够通过对被分析者的感受来获取其内心世界有意义的讯息,这也是精神治疗的一种有效方法。当代西方著名美德伦理学家迈克尔·斯洛特则将“移情”视为道德发生作用的关键所在,行为者发生道德行为的根本依据在于能否“设身处地”地展现出对行为对象的关心,他系统论证了一种强调“移情”在道德生活中起普遍决定作用的道德学说。

       斯洛特的这一理论在当今伦理学研究领域影响甚大,有为其理论抱负而欢呼鼓舞者,也不乏质疑声音和批评论调,争议的核心问题在于,移情是否能够如斯洛特所认为的那样在道德生活中起普遍决定作用。本文拟对移情的道德叙事进行详尽的论阈检视,以期相对客观地呈现斯洛特移情道德学说的症结所在。

       一、基于“冷—暖移情”难以在旁观者与行为者之间建立起可靠的道德评价关系

       斯洛特的移情伦理机制包括两个紧密衔接阶段:第一阶段称之为“一阶移情”(first-order empathy),此阶段主要解释行为者如何通过对他人的移情来产生正确的(或道德的)行为;第二阶段称之为“二阶移情”(second-order empathy),主要解释旁观者对第一阶段行为者的移情状况进行移情,并据此表达对行为者的所作所为赞同与否。基于此,斯洛特提出了道德赞同与否的情感检验标准,即对行为者所作所为产生“冷”或“暖”的感觉:当旁观者目击到行为者对他人恶劣处境缺乏移情之时会产生一种“冷”的感觉,这种情感反应代表道德反对;反之,当看到行为者对他人恶劣处境展现出移情关怀之时,旁观者会产生一种“暖”的感觉,这种情感反应代表道德支持。那么,基于“冷—暖移情”能否在旁观者与行为者之间建立起可靠的道德评价关系呢?

       首先,旁观者通过移情能够多大程度上感知行为者的所作所为和切实感受?这里涉及到旁观者与行为者感觉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问题。斯洛特移情道德学说的关键枢纽在于建立起旁观者与行为者之间的情感联系,只有旁观者能够切实体会到行为者的所作所为以及情感感受,才能更为准确地作出道德评价。

       基于这种考虑,斯洛特专门将“移情”与“同情”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同情”更多指“感知那些处于痛苦的人”,“移情”则意指“感觉别人的痛苦”,会让人感觉这种痛苦犹如自身发出那样真实。“移情”涉及到接纳移情对象的状态或观点,而“同情”只是对他人状况或观点的一种反应。在斯洛特看来,这种感觉的“相似性”难以通过科学积累得以确切计算,这些经验层面的知识亦很少为哲学家所关注,可能会导致不同见解,但他认为这些均无需刻意证明。

       显然,斯洛特的解释语焉不详、疑惑重重,难以应对一些更为细致的推敲。比如说:当移情现象产生时,移情者与移情对象之间的感觉究竟多大程度上相同呢?何以确切断言这些感觉出自“移情”而不是“同情”呢?难道移情于饥饿的人也会因此而感到饥饿吗?如果移情者腹内不缺少食物显然不会感觉饥饿,那么,即使移情者也处于饥饿之中,这种感觉是否与移情对象的饥饿感相同呢?贾斯汀·达姆斯(Justin D’arms)曾列举一个反驳事例:对于一个丧失配偶的妇女来说,当人们看到她黯然神伤的处境肯定会产生移情反应,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移情的痛楚绝不会比自己失去配偶更为强烈[1]。再如,卡斯滕·R.斯塔博(Karsten R.Stueber)也曾经举例说,父母因担心而移情于孩子,作为“旁观者”的父母只能借助移情能力来感知孩子的焦虑,并无法准确摸清孩子此刻的真实心理感受,他得出结论:“对行为者产生冷、暖的感觉不足以证明这种感觉能够带来道德支持。”[2]也就是说,斯洛特这种移情机制实质上是旁观者“替代性”地分享行为者的感受,即旁观者借助于移情能力对行为者移情状况进行感受和想象。

       我们上述反驳并非刻意凸显“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这种感觉的异质特性,进而抹杀旁观者与行为者感觉的相似性,以推导出旁观者对行为者所作所为的“不可知论”;而是意在强调,人的情感现象十分复杂,斯洛特这种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道德反应机制的有效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只有搞清楚旁观者与行为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差异或相似,才能真正解决何种程度上的“相同感觉”问题,从而更加真实地理解二者之间依靠移情建立起来的真实道德评价关系。

       其次,“冷—暖移情”并不能准确表达旁观者对行为者道德支持与否。其一,很多情况下,虽然旁观者感觉“暖”(或“热”),却并不代表支持某种行为,其甚至可能反对这种行为。比如说,一位穷凶极恶的歹徒杀人无数,这位歹徒被抓后讲述他悲惨的往事,人们听后甚至会为之落泪(感觉“暖”),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支持他的所作所为(杀人)。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对那些道德谴责的事件表示“愤怒”,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一种“热”而非“冷”的感觉。贾斯廷·达姆斯(Justin D’arms)就认为,依据斯洛特所谓的冷暖移情不能准确地判定道德支持与否,在情感主义范围内,冷暖移情并非道德判断的唯一情感表达,“道德不支持”不一定表现为“移情的冷”,反而可能是“愤怒的热”。他说:“我不确信自己体内温度(对道德判断)有多少潜在价值,但如若测量对不道德行为的情感反应的温度,我想它更多像一种愤怒的热而不是移情的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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