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文化领导权及其对剩余价值榨取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B032.2

      在这篇论文中，笔者将参照现实，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一种原创的结合。葛兰西虽然深入研究了剩余价值理论，但并没有提出这种结合。笔者将表明，尽管葛兰西没有看到、大概也无法预见到消费主义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兴起，但是文化领导权这一著名概念不仅在这个当代语境下仍然是一件有用的、富有成效的分析工具，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辨认出剩余价值的榨取方式所经历的一场重大变化，这场变化对于葛兰西本人或许是无法想象的，似乎也被消费主义文化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当代批判者忽视了。笔者的结论将具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即证明，在当今的后现代消费主义社会中，实际的剥削要比表面看来严重得多。因此，这个结论有悖于葛兰西的一个常见形象，即“你可以带回家见母亲的马克思主义者”①。

      为了解释笔者所提出的结合，本文需要首先说明，文化领导权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之间向来有一种特定的距离。在接下来的两部分，将详细阐述这个距离是如何在笔者的理论中被消除的。最后一部分将简要考察这个观点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化领导权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距离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虽然享有盛名，却长期与一种重大误解相伴随：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最关注的经济和阶级问题之间的广泛而明确的联系经常被撇在一边。例如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参见萨义德，第9-10页)和贝内代托·丰塔纳(Benedetto Fontana)(cf.Fontana，p.156，160)那里，经济的焦点地位实际上被取消了，而且似乎并没有合适的理由。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则明确宣称，葛兰西的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一样受困于一种本质主义，即过度强调阶级。(cf.Laclau and Mouffe，p.69)

      这些作者对领导权的理解或许对于他们自己的目的是有用的，但这些理解与葛兰西对这个概念的用法相去甚远。在葛兰西看来，政治、经济与文化有一种特别的彼此联系。他在《狱中札记》中写道：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最近的发展阶段中宣称，领导权的环节对于国家的概念至关重要；文化因素、文化活动以及与单纯的经济和政治阵线并列的文化阵线的必要性也得到了“充分重视”。(cf.Laclau and Mouffe，Q 10i，§7；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葛兰西在另一段称赞列宁的话中写道：在政治组织和政治斗争的领地上，实践哲学最伟大的现代理论家[即列宁，笔者注]用政治术语反对各种“经济主义”倾向，重新评估了文化斗争的阵线，并把领导权学说构想为对国家暴力理论的补充。(cf.ibid.，Q 10i，§12)

      正如米夏埃尔·克雷特克(Michael Krtke)所说，我们必须避免把葛兰西“对‘经济主义’的批判”误解为他“缺乏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兴趣”，因为他“对政治经济学缺乏关注这个看法基本上是一则神话”。(Krtke，pp.63-65)我们从前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国家暴力、文化领导权与经济构成了一种三角关系。②前两者的用途是促进或阻碍特定的经济关系(不论这些经济关系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但它们是以不同的、互补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在葛兰西那里，领导权这个关键词意味着与‘专政’相对，因为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可以与政治权力区别开来。”(cf.Entwistle，p.7)国家或统治阶级“专政”在推行(或去除)经济管制时也许是直截了当的——用《共产党宣言》的话说，“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页)——而文化领导权显得更加狡诈：它旨在达成经济目标，却没有直接或公然诉诸经济上的得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与政治、市民社会与国家可以被看成是以互补的方式起作用的，仿佛两者有一种分工。换句话说，文化领导权是为了经济而存在的，却不以经济的面目存在，所以它既没有陷入经济主义，又没有简单地丢弃经济维度。

      不少学者提到了这个观点。爱德华·科莫尔(Edward Comor)反对那些“把领导权与意识形态、话语或符号性相联系的文化研究者”，并认为领导权“植根于这类共识关系的阐发所依赖的物质条件，植根于为智力和组织能力提供框架的生活条件”。(Comor，2010，p.321)穆斯塔法·卡迈勒·帕夏(Mustapha Kamal Pasha)也把握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在葛兰西那里，“文化以物质性的方式构成了为每一个给定的时代提供标志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形式。不论把文化还原为主体际性，还是把它还原为单纯的意识，都同时误解了文化的历史性和物质性。”(Pasha，p.157)当人们以为文化不是为了经济而存在，却是为了它本身而存在时，当人们以为它与社会生产关系漠不相干时，它的这种历史性和物质性就丢失了。帕夏进而断定，葛兰西所给出的“关于文化实践的理论揭穿了领导权和从属地位背后的神秘性——它们不是社会阶级的延伸，而是构成了社会阶级。”(ibid.，p.160)文化领导权之所以构成了社会阶级，是因为它无法脱离阶级划分，而是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卷入了阶级划分。一句话，文化仿佛被物质玷污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响应了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