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世界到跨文化对话

      随着当代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信息流动的加快，一方面，我们世界中固有的文化传统的内核被不断侵蚀，个体之间、个体与原有的传统生活之间日益疏离，单子式的现代人从传统价值观凝聚的群体中散落下来，面临着全新的组合方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导致了地球村上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断地趋同和平面化，技术的进步和生活方式的同质化将个体之间的关系不断拉近，但同时人群间、民族间和国家间深层的价值观和利益矛盾却不断加大，而当今世界上的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问题又越来越国际化，绝非某个具体国家或人群独自能够解决的。面对这一情况，我们需要设想一种新的人类共同体的构建方式，能够有效应对这一既充满疏离又趋向重合的复杂趋势。在这一趋势下，人类如何在深层意义上实现共在，以致达成一个休戚与共、互惠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状态，呵护共有家园的和谐状态；如何在开放世界的基础上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同时避免文化间的互斥和冲突，这些问题日渐成为当今思想界关心的核心问题。

      与此同时，当代哲学正经历着所谓的“实践转向”，即将关注目光从传统的抽象理论转向实践生活，其中“生活世界”这一概念集中体现了哲学兴趣的这一转移。近代以来很多哲学家都设想了“生活世界”或者与之类似的概念，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柏格森，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肯定了“生命/生活”及其场域的奠基性意义。而现象学中对“生活世界”所作的构想，将之视为预先被给予的包括科学在内的一切人类实践的基地，以及具有统一性功能的历史整体视角，使生活世界理论成为“胡塞尔以后的现象学历史中最富有创造力的思想”。①其后海德格尔的在世之在和此在的日常性，舍勒的“自然世界观”理论，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都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有着密切的思想亲缘性，而古尔维奇(A.Gurwitsch)对于“共在之人在环境世界中的相遇”，帕托契克()对于“自然世界”的思考，许茨(A.Schutz)社会层面上的生活世界，列斐伏尔(Lefebvre)的日常生活，哈贝马斯的作为交往行为之基础的生活世界等，则是对现象学语境中“生活世界”概念的延伸和深化。在笔者看来，经过思想领域内的层层累加，“生活世界”这个现象学概念已经变成了一个远远超出哲学之外的传播术语。今天“生活世界”的概念所指的已不是一个自然的自在世界，而是一个开放的、蕴含丰富性和多样性、作为可能性之大全的世界，进而成为人文主义对于世界的理解方式、成为一种开放性的世界模式，它为人类文化实践和理想世界的营造提供了一个富有意义的开放视角。笔者将立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语境，借鉴并转化“生活世界”理论的丰富内涵，论证“生活世界”为全球跨文化对话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提供了实践的可能性，对这一思路的重溯和厘清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一个可能的答案。

      一、“生活世界”理论中的世界开放性内涵

      “生活世界”的概念发端于19世纪末的阿芬那留斯(R.Avenarius)和恩斯特·马赫(E.Mach)，他们通过这个概念表达一种向着前科学的、直接的、纯粹的经验的回溯。“生活世界”这一概念作为对被给予之物无前见的描述，指的是“自然的世界概念”，这个自然的世界为迄今一切哲学科学理论及其心理内在(自我，灵魂)和物理外在(世界，自然)的二元区分奠基，是一切科学和认识论的“自然的出发点”。②与之相似，胡塞尔也将“生活世界”规定为是预先被给予的经验世界，是“前科学的”、“被具体直观的”、“始终已存在着的”、“亲熟的”世界，③它为自我与他者的一切意向性行为提供背景和视域，是一切特殊世界(科学世界、宗教世界等)意义构成的根基，是一切实践的基础。而鲁道夫·奥伊肯(R.Eucken)在他1912年的著作《认识与体验》中，针对被目标理性贫瘠化的“此在世界”，提出了一个综合大全式的“生活世界”。④类似的想法在胡塞尔那里也有体现，现象学的“生活世界”所指的是包含自然和文化的“周围世界”，自然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动物、全部环境，以及人类及其社会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及其相互间的关联。在前科学的奠基性意义上，“生活世界”是形而上学和先验哲学传统的对立面，如同海德格尔通过“日常此在之世界”所强调的，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也对此作了充分的说明。在笔者看来，生活世界意味着对对象化的科学世界的悬隔，回返到前谓述的自然经验；意识通过身体融入到世界之中，意识与情境及视域密不可分，并且根底上是有限的。基于生活世界的讨论，当代哲学中很多议题得以展开，比如前谓述—自然的经验，有限性，此在的历史性，动态的身体，劳动和社会性等。

      胡塞尔现象学之所以强调世界的“生活”特性，乃是有意识地与自然科学的世界相区分，由此出发哲学与科学、西方文明危机、人类文化史、跨文化等课题得以进一步深化思考。对这样一个生活世界的关注就意味着关注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将之视为一切意义构建和实践行为的视域，以此来对抗客观主义视角下的世界异化和自我异化。比如，海德格尔强调“此在”的“在世之在”，“与他人共在”的特征、世界的敞开状态并揭示科学理论化的反历史性特征，就表达了与胡塞尔“生活世界”构想类似的含义，芬克(E.Fink)由此认为，根本上是现象学的世界概念构成了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桥梁。生活世界克服科学主义的意义在哈贝马斯那里得到了进一步说明，他提出了系统—生活世界的双层架构来分析和解决西方现代社会危机。生活世界是从参与者的角度看，着重于社会的规范结构(价值和制度)所具有的整合功能，构成了交往行为的基础，而系统世界则是从非介入的观察者角度看，所有行为都是工具化的，服从市场机制和科层制度的管理。⑤与胡塞尔相似，哈贝马斯认为系统世界的合理化进程必须以生活世界为基础，否则就会出现一系列社会意义危机，比如社会意义的丧失，秩序冲突，个体生存的异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