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7]09-0005-14 关于社会主义的起源，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斯鲍姆认为，它与柏拉图、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等早期基督教社会主义理论并无直接关联，近代工业革命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直接动力。①的确，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发展现状，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的史实和基本的思想理念。正是基于对英国工业革命“实践”的唯物史观式的批判，对启蒙思想家的批判和研究，马克思探寻到了突破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的现实路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破解《资本论》中所论述的英国现代性社会危机的方法论利器，与作为英国哲学传统的经验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指出：“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②英国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大卫·李嘉图等学者，对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主义式的分析，给予了马克思灵感，历史唯物主义在经验主义方法论的胚胎中应运而生。经验主义思维方式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只限于对事物发展表象的形而上学分析而无法揭示事物发展的本质。因此，这种局限性导致了经验主义虽然具备了唯物主义的特质，但却带有典型的形而上学色彩。随着英国现代性社会内部矛盾的不断暴露，随着马克思对英国工业革命和启蒙思想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突破了对“英国实践”表象的经验主义分析，触摸到了隐藏在物质利益背后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进而实现了从经验主义的信奉者到经验主义的批判者的历史性转变，开创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先河。 一、工业生产史展现人的本质存在 对人的本质的考察贯穿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是其思想的核心内容。人是马克思关注的焦点，也是其学说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马克思看来，启蒙运动的历史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凸显了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价值和作用。它不仅将人从封建教会中解救出来，而且将研究领域从神域转移到了世俗社会，将研究对象由神的本质回归到了人的本质，开启了追求真理的历史新篇章。而英国启蒙思想家摆脱了经院哲学神秘主义的束缚，将人性作为各自理论的起点正是启蒙运动这一历史进步性的最好诠释。但是，经验主义的思维范式使得他们对人性的理解带有浓厚的先验色彩，仅仅停留在抽象意义上。马克思将人性视为社会历史的产物，把人的本质看作是工业生产和生产资料生产的体现，人的解放就是“向人的回归”，就是“从抽象概念和经院教条回到真正的人”③，从而突破了英国启蒙思想家的经验主义人性论，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一方面，人性是具体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关系的现实反映。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科琴指出：“对马克思来说，人类的本质在于他们是客观物质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思想、社会机构、价值和语言的能动的生产者。”④因此，人性是随着特定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不是既定的、恒常的。虽然启蒙运动将人性从中世纪客观唯心主义的旋涡中解救出来，将人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具有了走向唯物主义的趋势，但是所有的启蒙学者都将人性视为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固有属性，他们所谓的经验主义人性论其实只是一种假设，为其建构庞大的思想体系所预设的一个前提而已，其实质是一种先验的理论。例如，霍布斯与洛克走向了人性的两大极端，性善论与性恶论争锋相对；休谟将洛克和霍布斯的观点加以折衷，用“自私且有限慷慨”来定义人性；而斯密则是从经验主义心理学的角度来诠释人性，认为人心是“利己心”与“同情心”的统一体；弗格森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三大特性，即“保存自我的天性”、“人类联盟的天性”、“争斗与分歧的天性”。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英国启蒙学者都将人性视为孤立的、静止的，其经验主义人性论充满了形而上学的色彩。 另一方面，人性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而共性就是指的社会性。经验主义人性论经常将共性与个性混为一谈。英国经验论者在不同时期将个别阶层的意识形态视为人性的普遍特征，使其他阶层所表现出的具体的人性淹没于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之中。霍布斯身处君权与神权相互斗争的年代，他反对君权神授，是君主专制的坚定支持者。因此，霍布斯认为“人之初，性本恶”，主张一群人服从于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人性的致命弱点。而洛克、休谟、斯密是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其首要历史任务就是要反对封建专制，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扫除障碍。在霍布斯所推崇的君主专制社会中，中下层平民是没有权利争取自身应有权益的，只有依附于封建领主才能维持生存。而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所要做的恰恰是唤醒中下层人民的利己心，激发其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并且通过重塑人性学说进而宣扬自由交换、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思潮，以此来实现社会经济制度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制度到由市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变。 这种混淆人性中共性与个性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就集中体现在英国启蒙思想家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反映出来的自利本性视为人的普遍本质。英国启蒙运动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的首要原则就是自利原则。自由主义奠基人洛克的“社会契约”、休谟的“正义之法”、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等自由主义学说中，自利原则都是其理论能够成立的核心。与霍布斯、曼德维尔将自利视为十恶不赦不同，洛克将自利视为人的先天品质，认为正是人的利己心才能诱发人们缔结社会契约，从而促成政府的建立；休谟和斯密抛弃了洛克的社会契约假说，从经验事实出发解释人的自利行为。休谟指出：“虽然我们很少遇到爱某一个人超过爱自己的人，但是我们也极少遇到一个人，他的一切自私的感情超过他仁爱的总和。”⑤他认为人除了自私的本性外，还有其仁慈的一面，但是在利己心的唆使下，这种仁慈是有限的。于是，人的利己与有限仁慈的本性使人适应社会生活成为可能。斯密则认为自利是一种美德，“关心我们自己私人的幸福和利益，在许多场合，看来也是很值得赞赏的行为原则。节俭、勤劳、慎重、注意与专心，通常被认为是从自利动机中培养出来的习惯，同时也被认为是很值得赞美的品行，值得每个人尊重和赞许”⑥。具有社群主义倾向的弗格森在其人性论中也提到了人的利己主义本性：“人类性情中有一种保存肉体、促使种族繁衍的倾向。”⑦在此，英国启蒙思想家将资产阶级的特殊人性加以普遍化，否定了人性在阶级社会中所具有的阶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