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性哲学的重建及其意义　　

      [中图分类号]B0-0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哲学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如果说由康德和费希特所开启的德国观念论传统是一种“主观性(Subjektivitt)”哲学的话，那么黑格尔哲学则是对这一主观性倾向的纠正，黑格尔使德国观念论传统发生了客观性转向。而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不满意黑格尔绝对精神对自我意识的压制，又通过对黑格尔客观观念论的批判，使德国观念论重新回到主观性的轨道上来。青年马克思在登上历史舞台之初原本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但在与该派其他成员的论战当中，逐渐放弃了主观性的立场，再次恢复了客观性的权威。只不过这次恢复要比黑格尔更为彻底，建构了足以改变观念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回顾发生于19世纪初到40年代中期德国哲学的发展过程，目的是要揭示马克思在思想倾向上更接近于黑格尔，而非康德和费希特。在那段时间，事实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共同形成了与主观性哲学相抗衡的一方。1978年以来，中国学界尤其是哲学界为适应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需要，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的作用作为“我们时代的哲学旗帜”，由此而兴起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和“主体性哲学”，对于突破传统教科书体系的禁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再加上国外后现代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涌入，近年来中国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观化的倾向。譬如，把主体性和实践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特征；强调主观性对历史的决定作用，用偶然性和历史虚无主义代替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夸大康德和费希特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把马克思哲学康德化或费希特化等。针对这一思想状况，回顾上述时期德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实质，纠正上述马克思哲学主观化的思潮，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主观性哲学的批判

      众所周知，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以来，思维、自我、自我意识等人的主观性因素被提高到主体的地位。对人的本质的规定，也从人之外转移到人之内，自我与本质实现了同一。这就是近代哲学所确立起来的主观性原则，或者称主体性原理。这一原则，在德国观念论传统中，特别是在康德及其后继者雅各比、费希特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主观性被看成人类知识的最终依据和人的行为的归责根据。他们的哲学也因此被黑格尔称为“让美和真理表现为感情和情绪、爱和知性的主观性”哲学、“北方的原理”或者“新教的原理”[1]。

      主观性哲学的出现为人类摆脱外部奴役、完成启蒙等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是近代哲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随着主观性地位被无限提升，自我从上帝或者实体那里被彻底剥离出来，与“绝对者(Absolutes)”之间发生了分离。人类因此而失去了绝对者的支撑，陷入了“理性自身的空虚(Nichtssein)”[2]。为了弥补这一空虚，一方面，人们试图让主观性取代过去上帝或者实体所拥有的地位，从主观性出发去完成自我与绝对者的重新统一。黑格尔把这种尝试称为“主观性的形而上学(die Metaphysik der Subjektivitt)”[3]；另一方面，像康德哲学那样，它又让主观性停留于此岸世界，让绝对者安身于彼岸世界，从而使自我与绝对者无法融合。黑格尔曾这样描述“主观性的形而上学”的悖论：“存在的独断论被改造成思维的独断论，客观性的形而上学被改造成主观性的形而上学。……这样一来，作为自我中的物、实践理性的灵魂，就转化为主观的人格性和个别性的绝对性——但作为物的世界转化为现象的体系或者主观的情绪和可信的现实的体系——而理性的对象以及作为绝对的客观的绝对者转化为理性认识的绝对彼岸。”[4]如果彼岸世界对有限理性来说只能属于信仰领域的话，那么“主观性的形而上学”事实上又造成了知识与信仰的分离。本来，“主观性的形而上学”的初衷是要将理性从中世纪神学中解放出来，使其从婢女上升为主人，但是将绝对者置于彼岸世界的做法，又等于使理性重新沦落为“信仰的婢女”。大约是在1800年前后，黑格尔意识到主观性哲学所存在的困境，试图通过主观性哲学的批判和客观性的重建来摆脱这一困境。

      青年黑格尔最初是康德哲学的追随者，曾以康德的主观性原理批判过基督教。但是，在1801年到耶拿以后，在《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体系的差别》(1801，以下简称《差别》)《信仰和知识》(1802)《论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方式，自然法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实证法学的关系》(1802-1803)等几篇论稿中，开始从对主观性的膜拜转向了对主观性的批判。《差别》一文的主题是解决“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性(Identitt von Subjekt und Objekt)”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一主题，是因为在黑格尔看来，自己所处的时代出现了“绝对者的现象与绝对者隔离开来”[5]的奇异状况。本来，“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者’的思想的历史。绝对者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6]而绝对者必须是“整体的真理”，其现象和本质必然是同一的，同一性才是绝对者的真理。但在主观性哲学盛行的“时代的教养(Bildung)”[7]下，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信仰和知识、自由与必然等，一句话主观和客观陷入了绝对的“分裂(Entzweiung)”之中。这种“分裂”不仅与哲学的目的本身相矛盾，反映在现实上，还带来了主观自由的泛滥，个体主观性对宗教、伦理秩序、世界历史等的破坏。因此，当下“哲学的需要”是重建被破坏了的绝对者，恢复“主观和客观的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