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指出：“在古代世界，‘哲学’并不是一门学科、一门学术科目或一门思想专业的名称”，哲学成为一个学科或专业，是17、18世纪的产物，它是随着现代性的建构，尤其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且“由于思想生活世俗化了，一门被称作‘哲学’的俗世学科的观念开始居于显赫地位。这门学科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却能够为道德和政治思考设定条件”，而在此过程中，康德是一个标志性人物：“康德以后，哲学成了一门学术专业”①。 把这一现象置于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成为一门学术专业，与现代性的进程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正如韦伯所揭示的那样，现代性在根本上是一个理性化的进程，现代人必须遵循理性的社会秩序，按照理性的法则和要求，在社会的分工体系中寻求自己的位置。这一领域最典型的表现便是现代官僚体系，它完全按照合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通过这种组织方式，形成现代社会的基本秩序并保证其运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哲学被理性化的社会秩序规训为大学学院中的一个学科和专业，哲学家成为大学学院中的一个职业，即“哲学教授”。 这一变化所付出的重大代价就是哲学成为职业分工体系中的一员，它被迫在与大学中其他学科，尤其与自然科学等具体学科的竞争中，即在学院体制中觅得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此所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哲学与鲜活的人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被切断，哲学成为一桩按照“学术规范”展开的知识性生产活动。白瑞德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评论颇为中肯地揭示了这一点：“现代的大学跟现代的工厂没有两样，同是这个时代分工专业的表现，尤有甚者，哲学家晓得，我们近代的知识之所以远比过去的知识来得精确有力，都是分工的结果。现在科学乃是由知识的社会组织一手造成。所以现代的哲学家，正因为他自己在团体中的客观社会角色，而被压迫成为科学家的赝品；他也要靠分工专业来改善自己的知识利器。于是现代的哲学家格外注重技巧，分析逻辑和语言、方法以及语意学，而且一般来说，为求形式上的工巧，常把所有的内容琢磨殆尽。所谓逻辑实证主义，简直暴露了哲学家自认为不是科学的犯罪感；也就是说，不是用科学模式来制造足以依赖的知识的研究人员”②。现代性建制所造就的哲学的过分的专业和学科意识，使得哲学成为学术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个生产环节，大批的“产品”被制造出来，这些产品包括学术论文、著作、科研项目、各种评奖等等，哲学学科和专业在不断追求和创造自身“繁荣”的同时，它也愈来愈把自身局限在学院的象牙塔中，与丰富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深邃的个体生命隔离开来，各种印刷品中的哲学话语，如同超市中的商品一样飞速增加和膨胀，但哲学曾经拥有过的摄人心魄的智慧却越来越稀缺和罕见。 正是在此意义上，今天我们思考马克思哲学的出场方式和存在方式，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在西方哲学史家们编撰的很多哲学史专著中大都没有给马克思哲学留下独立的章节。这种情况颇耐人寻味。之所以如此，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哲学史著作囿于现代性所造就的学科规训框架及其哲学观念。与之不同，马克思哲学在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出场和存在方式，它超越了现代性学科体制的规训和界限，使哲学与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建立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哲学成为一种内在于社会生活并推动社会生活运动的一种有机力量，甚至可以说，哲学本身就是社会生活及其跃迁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使马克思哲学在当代哲学景观中呈现出与其他哲学流派有着重大不同的独特的精神气质，可以说，如果说其他主要哲学流派基本属于“学院哲学”，那么，在其本性上，马克思哲学更多地表现出突破“学院化哲学”的学科分工限制的特质。这是马克思哲学特殊的优势，也是马克思哲学独特的魅力之所在，它对哲学在今天重新焕发其特殊的思想智慧活力具有深刻的启示性。 一、重建哲学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联系” 要重振哲学的魅力，首先是恢复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如果我们追溯哲学的源头，可以发现，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先秦诸贤，哲学并不是一门学科或专业，而是一种“热情的生命方式”，海德格尔在《什么是哲学》一文中曾对“哲学”一词进行词源学的考证。在希腊文中，哲学(philosophia)源于philosophos，依赫拉克利特的说法，philosophos所意指的是“热爱sophos”，而“热爱(phileia)”则表明以逻各斯的方式去说话，与逻各斯相“应合”(entsprechen)。因此，哲学，或者说“热爱sophos”就是与“sophos”相应合、相协调。从这种词源学的考证可以看出，“哲学”在最本源的意义上，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不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学科”或者“专业”，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具体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方式。最早的哲学家寻求宇宙秩序的整体性见解，其目的不是获得关于宇宙的客观知识，而是获得关于人和社会自身的自我理解，获得关于人在宇宙中自身位置的自我意识，并且根据这种自我理解和自我意识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中，曾这样描述这些最早的哲学家和他们的哲学：“对于古希腊罗马人来说，什么是最根本的呢?通过比较分析可以肯定，它无非是‘哲学的’人生存在形式：根据纯粹的理性，即根据哲学，自由地塑造他们自己，塑造他们的整个生活，塑造他们的法律”③，以苏格拉底为例，在他的眼中，哲学不是一种“学院”内的“理论学科”，而是一种热情的生命方式，他的哲学就是在大街上、集会中乃至法庭上与他人的“对话”活动(这才是所谓“辩证法”的原始含义)，通过这种“对话”活动，促进人和社会的自我理解，并据此来追求和塑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这也构成了其哲学的根本旨趣。因此，对于他们，我们甚至不能以现代通常理解的“哲学家”来称呼，他们是游吟诗人、思想者，甚至是僧侣，“哲学”对于他们并非一种“职业”，而是与人的现实生活内在相关的“生命的事情”，这一点就如康德所说的：哲学“在古人那里原是对至善借以措身的概念以及对至善借以获致的行为的诠论”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