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1;B8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7)10-0246-11 最近几十年，“情感”(emotions)问题吸引了民众的热切关注。①人们或是探讨情感素养(emotional literacy)对社会交往产生的重要作用，或是留意情感与制定广告营销策略的关系，或是关注同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大型自助产业的前景，或是评估政治人格和政策方针的作用。与此同时，有关“情感”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展开，②并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的新方向。人们通过传统的学术中心和史学杂志的“学术论坛”③以及新兴的网络和博客等渠道，陆续谈及“情感转向”(an emotional turn)问题，并积极探讨情感在历史上的作用。2015年8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ical Sciences)在中国山东省济南市召开，“历史化的情感”(Historicizing Emotions)正是此次大会的四大议题之一。④此举表明，国际学界已就“情感”在史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达成共识。 有鉴于此，本文将概述20世纪“情感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情感史”研究的主要特征和发展阶段，揭示其跨学科研究的动向和成因，展现西方学界对传统观点的修正，⑤讨论“情感史”研究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的创新，借以深化各国学界对“情感史”研究的理解，推动“情感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吕西安·费夫尔与情感史研究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人类的情感一直是十分重要的哲学命题，备受亚里士多德、阿奎奈和笛卡尔等哲学家的关注。19世纪末。“情感”逐渐成为一个特定概念，出现在心理学家的笔下。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其代表作《情感是什么》(What is an Emotion?)中，就提到了“情感”一词。⑥同时，人类的情感也受到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知识分子的关注，⑦“情感”一词逐渐在历史著作中崭露头角。 然而，从真正意义上提出“情感史”(History of Emotions)这一概念的，当属“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由于深感不同时代道德情操的巨大差异，⑧1941年费夫尔便在其《历史中的情感》(Sensibility of History)一文中，倡导“深入研究人类的基本情感及其表达形式”。⑨然而，费夫尔并未提出历史的“进步模型”(progressive model)，这或许同他的早年经历有关。他曾目睹战争对世界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纳粹令人发指的暴行。在他眼中，仇恨的历史、恐惧的历史、残忍的历史和爱情的历史并非空谈，它们均有可能“终将世界变成掩埋尸体的臭坑”。⑩此外，有些学者往往依据当下的情况，推测过去社会的情感生活。早在1938年，费夫尔便在其为《法兰西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francaise)撰写的条目中，(11)直指这一做法不合时宜，认为其未曾考虑“情感观念”的变化，忽视了“现在”与“过去”的差异性。费夫尔一直强调人类情感的“矛盾性”与“差异性”，根源在于人类情感状态本就千差万别。 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n Huizinga)深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氛围，因而在其著作中认为，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充斥各种各样的情感；人类宣泄情感的方式十分直接，极易冲动不安、喜怒无常，甚至即刻就由憎恨变为宽恕、由野蛮和残忍变为同情和怜悯。他将这种混乱的情感状态喻为“鸦飞雀乱”(utter disorder)。(12)费夫尔则视上述“喜怒无常”的情感状态为人类历史的变化趋势，认为其由当时不同的生活条件所致。(13)同时密切关注人类的行为模式，一直思考在某些特殊时期，人类行为模式发生转变和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并试图揭示人类心理活动对情感状态的深刻影响。(14) 费夫尔的其他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主张“情感可以蔓延”(15)，试图建立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主体之间的联系；强烈呼吁对恐惧、爱情、欢乐和厌恶等情感开展研究；分析“情感变化”问题研究的内容、局限和所面临的窘境；提倡关注当时社会有关战争的恐怖情感，以明确战争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等等。 二、费夫尔同时期及其之后的情感史研究 在费夫尔之前，一位年轻的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同样曾呼吁情感史研究。诺博特·伊里亚思(Norbert Elias)在其著作《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sing Process)当中，阐释了自己的主张。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伊里亚思从法兰克福先后逃往巴黎和伦敦，安定后便着手著作的撰写工作。1939年该书德文版出版，但直到德文版再版(1969年)以及英文版(1978年第1卷、1982年第2卷)陆续出版后才声名鹊起。(16) 该书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涵盖了中世纪中期至20世纪的欧洲历史发展进程，并充分借鉴赫伊津哈、韦伯和弗洛伊德(Freud)的早期成果。伊里亚思在研究人类情感对行为(包括体姿礼仪、暴力行为和餐桌礼仪等)的影响时，尝试将社会的发展(社会发生，sociogenesis)与个人的变化(心理发生，psychogenesis)相结合，构建出一个“演化模型”(evolutionary model)。伊里亚思认为，在国家颁布一系列禁令后，中世纪时期自由、不受束缚的情感表达方式有所收敛。这些禁令内化为“羞耻感”，较为有效地控制了人类的情感、促进了个人自律行为的形成。伊里亚思既是“本质主义者”，同时也是“建构主义者”。(17)他经常兼用“形成”(affect formation)和“结构”(affect structure)等术语，研究处于历史和社会进程中发生变化的情感史。伊里亚思的成果影响深远，同时也饱受非议。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他采用直线和渐进的现代性历史叙述模式；(18)第二，他采用错误的“水力模式”(hydraulic model)理解情感问题。(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