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人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

       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5.006

       对于德国人而言，纳粹主义和二战是至今尚无法被完全克服的最为沉痛的创伤记忆。战争一结束，就即刻出现了两种很大程度上对立的受害者话语或者说两类受害者群体：一方是出于种族、政治或宗教理由而受纳粹政权各种手段直接迫害的受害者(Vefrolgte)①，其中包括犹太人、波兰人、吉普赛人等，也包括抵抗运动中的德意志斗士；另一方则是这个民族剩下的大多数，他们曾经在昏昏沉沉和麻木不仁中给希特勒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如今则自视为受害者(Opfer)②。在西占区和之后的联邦德国，这种受害者意识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其中有低谷，亦有高潮。有时它是对抗外部仇视的安慰剂，有时它是进行自我拷问的催化剂，有时它是塑造民族认同的凝固剂，有时它则是争夺历史话语权的着色剂。这种面貌的转化，始终与联邦德国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和历史文化氛围紧密相关。

       一 防御性的受害者意识

       1945年5月8日，德国人无条件投降。他们首先感受到的不是“被解放”的欢愉，而是“被战胜”的痛苦。战争末期的经历让他们迅速地将自己摆上了纳粹主义受害者的位置，而战后艰难的生活条件更是让他们认为自己成为了希特勒及其帮凶的“替罪羔羊”。因此，战后初年，虽然德国人已经意识到纳粹主义导致了数百万受害者，但是他们自身的受害者身份却最为重要。在德国人的受害者名单上，第一位是战争阵亡士兵的遗孀和遗孤，第二位是空中轰炸战的伤残者，第三位是东部的被驱逐者，第四位是抵抗运动人士，然后才是犹太人。

       这种受害者意识是战后初期西占区和之后新生的联邦德国的社会共识与政治认同。《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1945年10月16日的头条就是《750万德国人是战争的受害者》。③《时代周报》(Die Zeit)同样立场鲜明：“无数人经历了最为艰难的时日。怎么重复都不为过的是，德国人是恐怖统治最初的囚徒并且直至痛苦的终点日益是暴力的受害者。”④1945至1946年讨论对纳粹受迫害者的赔偿计划时，西战区的民调显示，仅有60％的受访者同意归还受害者的个人财产，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进一步的补偿措施，因为他们认为，毕竟所有的德国人都曾受希特勒之苦。⑤1949年9月7日，在联邦议院第一次会议上，曾任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总统的社民党政治家保罗·罗贝(Paul Lbe)仅仅对德国受害者表达了纪念之情：“我们面对的是从奥德河一尼斯河边界的另一边被驱逐的百万德国人，是因战争致残或丧亲之人，他们当然是纳粹主义的一类受害者；那些在轰炸战争中失去家产之人，是纳粹主义和多次货币措施的另一类受害者。”⑥直到9月21日联邦议院的第七次会议上，才由社民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第一次提及了犹太受害者。⑦

       战争带来的伤痛尚未平息，同盟国的非纳粹化政策(Entnazifizierung)，尤其是初期对纳粹分子的“逮捕运动”(Internierung)和大规模的“审查问卷”(Fragebogen)，又令德国人既感到恐惧，又觉得受辱。为了清除纳粹党成员，1945年7月7日，美占区统治者下令所有相关人员必须填写一份由131个问题组成的关于其在纳粹时期所作所为的审查问卷，被调查者因此被分为五类：第Ⅰ类必须解除公职，第Ⅱ类和第Ⅲ类被劝退，第Ⅳ类可以无异议复职，第Ⅴ类则被推荐任职。至1946年3月，一共收回约140万份问卷，其中有一半得到了处理。因为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太过巨大，美国人最终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德国人自己来完成。1946年3月5日，《清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法》(Gesetz zur Befreiung vom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颁布，该法令规定所有18岁以上的德国成年人都必须填写一份登记表，然后交由当地专门的非纳粹化审判庭(Spruchkammer)审查，从而对其身份归类：主犯、罪犯、从犯、追随者或者无罪者。因为这种身份界定与生活物资的分配和就业机会紧密相连，所以仅在美占区就马上收到1300万份登记表。在非纳粹化庭审过程(Spruchkammerverfahren)中，举证责任被倒置了，被审判者需要自己寻找证人为其作无罪证明。这种做法最后导致了朋友、同事、邻居之间互相作证。他们把这类为自己“洗白”的证词嘲讽性地以德国知名的洗衣粉品牌帕西尔(Persil)命名，称之为帕西尔证明(Persilschein)。

       非纳粹化的众多举措都基于一种“集体罪责”的假设，这使得德国人认为其“造成了许多不幸和伤害”⑧。在纽伦堡审判时，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Jackson)尚把大多数德国民众与少数纳粹战犯区分开来：“我们想要明确澄清，我们并未打算控告整个德意志民族。我们知道，纳粹党在选举时并不是凭借多数票而夺权的。……纳粹时代的梦魇给了德国人在全世界的名声一种新的、阴暗的含义，这会让德国倒退一百年。的确，德国人——他们的人数不比外部世界少——得与被告做一清算。”⑨但之后的非纳粹化放弃了这种立场，转而推行无差别的政治肃清政策。于是，随着非纳粹化的逐渐推进，绝大多数德国人“急遽地将自己视为‘受害者’”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