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7)03-0004-09 1946年元旦昭和天皇下达“人间宣言”，内容如下：“朕与尔等国民在一起，常欲利害共同而分担休戚。朕与尔等国民之间之纽带，始终依相互之信赖和敬爱结合，非只依神话与传说而产生者。非基于天皇为现御神，且以日本国民优越于其他民族之民族，从而持有支配世界命运之架空观念。”这个透过天皇自我否定是现世神的宣言，宣告了天皇的神性是经由战前军界、政界、学界、产业界等所结合的国家一体化而产生的“建构之物”。战前这类视“神话/传说”为“事实”，将“人皇”当成“神皇”，深信“日本国民”是“天孙民族”的优越性，透过国家祭、政、教三合一方式，深植日本人心中。今日看来，这些“建构之物”都是19世纪“民族—国家”(nation-state)风潮下的“近代产物”，日本可以说是东亚国家中在“民族—国家”的近代转型中，堪称最具典范者，且其有关“民族—国家”的论述，也一直影响当代及今日的东亚区域国家。① 关于天皇不是现世神，涉及本文要讨论的“王道”与“皇道”之间的关系课题，而在“王道”过渡到与“皇道”的过程中，在江户时代还曾有一段长时间“王道”与“神道”之间的酝酿期。本文所谓“转折”，系指作为儒学的“王道”理念在江户时代“转折”，被注入了“神道”内涵而成为神儒结合之物，而在近代日本则又“转折”渗入了“皇道”内涵而成为超越“王道”之超国家理想。本文认为无论“神道”或“皇道”，均还需要“王道”作为对照理念，显见“王道”还是滋养与酝酿日本“神道”或“皇道”的“源流”，但在日本近代转折成为自己本身的“原型”。② 一、江户时代：“王道”注入“神道”内涵阶段 “王道”本是儒学的治世理想，自宋儒以后，以孔孟思想为主要内涵。孔子对于君德的王道理念，一方面承继了《尚书》、《诗经》、《易经》的君王中道思想；一方面则有所创发地运用到普遍的道德规范上，即中正之道不再只是限于王者之德，也许可用司马迁(145-86 B.C.)的话来概括孔子的王道思想：“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太史公自序》)。“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是内圣之学；“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是外王事业。当代新儒家熊十力(1885-1968)如是概括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孔子之道，内圣外王。其说具在《易》、《春秋》二经，余经皆此二经之羽翼。《易经》备明内圣之道，而外王赅焉。《春秋》备明外王之道，而内圣赅焉。”③到了孟子所倡的王道政治论，是欲王者先具内圣之德而行外王之道，更强化了孔子的“内圣之学”，此即“性善论”的提出，而孟子的“王道政治论”正是由此而扩展而来。 “王道”理念传到日本，在江户时代泛起了阵阵的涟漪，特别是在江户时代。江户儒学曾有过鲜明的“王道”之辨，起之于古学派内部之争，古文辞学派荻生徂徕(1666-1728)以“先王之道”论反对古义学派伊藤仁斋(1627-1705)的“王道”论。要言之，徂徕的“先王之道”是根据《六经》主义以论“先王之道”，不同于仁斋根据《论语》、《孟子》，以孔孟思想为主而阐述的“王道”精神。④尽管如此，二者的“王道”论争，纯是儒学内部之争，并不涉及“皇道”与“王道”之论争。但笔者认为，儒门的“王道”论争滋养了“神道”论述的养分，更成为日后“皇道”的基础，“皇道”是在“王道”基础上进而衍化的近代产物。 揆诸江户时代的王道注入神道内涵，又可区分前期的“王道与神道无别”，此以朱子学及阳明学者为主，后期则发展为“王道辅佐神道”，以后期水户学的勤皇论为代表。 (一)王道与神道无别 王道政治是儒家治世的理想，简言之，王道即是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以仁义之道为主。但到了日本，经过脉络性的转换，透过江户时代儒者，将“王道”注入了“神道”内涵，别开生面，呈现儒学在日本转折的现象。最有名的当是江户初期著名的朱子学者林罗山(1583-1657)以下之论：⑤ “三”，天地人之三也。“丨”，贯天地人也。贯天地人者，神道也。王道，其第一之人，天下之君也，故曰“王”。“主”，王上之点，火焰之貌也；“日”，火珠也，其首在日轮，即天照大神也。日神之子孙，坐日本之主，故曰日本国。 林罗山上述王道与神道合一论，当是改造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之说：“古之造文者，三书而连其中，谓之王。三书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中国汉朝当时无神道，但日本有神道教，王道论进入到日本江户初期，很快地被神道化，林罗山著其先鞭，以下更说附会三种神器为儒道的智仁勇： 神玺，印之玉也。一宝剑，草薙之剑也，亦云天村云之剑也。一八咫之镜，内侍所之事也。右以玉剑镜为三种神器，由天照大神授之而为代代帝王之宝物也。此三之内证，镜智，玉仁，剑勇，以智仁勇之德保持一心之义也。在心有智仁勇，成显灵器之时，镜玉剑也。以是治守国家也。又镜象日，玉象月，剑象星，如有此三光而天地明。三种神器备而王道治，王道、神道，理也。⑥(作者自译) 以上罗山的“王道与神道无别”之论，影响后儒不小，足堪为一个定型。另一朱子学者贝原益轩(1630-1714)在《神只训》亦是一部阐明儒道、神道和圣人之道并行不悖的著作，他说：“殊中夏之圣人，以神道设教，是《易》之道也。神道、《易》道同也。凡天地之间，只一也，非有天道、神道、圣道三事。人道则从天地之道，行也。然曰神道别于圣人之道，是异端也。”⑦以上可说是“神道”、“圣人之道”无别，虽未言及“王道”，但儒者言“圣人之道”，实则蕴含“王道”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