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7)10-0162-16 辛亥革命终结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帝制，随着普遍王权的结束，共和取代帝制成为新的国体，新国体带来一整套新的政治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同时也兼具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意义，其影响及于各个方面。 辛亥革命之后，自唐代以来形成惯例的官修前朝正史制度，并未随着国体转换而终结，在民国初年仍然得以延续。尽管社会情境与文化语境都已改易，修史过程亦充满曲折，且最终清史也未能成为定本，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官修正史的实践，清史馆的运作过程与理念仍然值得分析，从中可以窥见“过渡时代”(梁启超语)的杂糅与多歧。学界关于清史馆及《清史稿》的研究甚多，其中不乏从政治文化角度思考者。如伏伟传的《新朝与旧主的抉择——清史馆设置缘起与赵尔巽的就任》一文，通过考察赵尔巽在就任馆长一职上的犹疑和讨价还价，展现民国初年政治文化的多歧性，自命为清遗民者在新旧出处之际，常常有着不同的态度和与之相应的不同解释。①陈熙远针对民国的清史修撰，考察了“从开馆、编纂、刊行、遭禁以至拟议重修过程中的学术动态与政治牵连”，由此而呈现出《清史稿》这一“位于政治与文化交集里”的“官方历史书写所面临的现代困境”，同时指出：“作为民初一群特定知识分子所编纂的历史作品，《清史稿》将永远不会被取代，因为它提供了理解民初史学发展一个侧面的重要线索。”②林志宏在关于清遗民的研究中论及《清史稿》的编纂，考察清遗民在此过程中所表达的政治认同，认为“在新派史家看来，史稿不过是‘官样文章’的重现而已，但对清遗民而言，却是他们对王朝最后的记忆”。而作为历朝官修正史的最后余音，“该书命运犹如近代中国的发展般，无疑代表‘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写照”，由于新的政治文化兴起，政治权力与历史记忆的关系变得与传统王朝时代不尽相同，“《清史稿》的出现，正处于后帝制(post-imperial)各项政治角力及冲突之时，也是一颗记忆选择和角逐征战下的棋子”。③上述研究皆颇具启发性，引导笔者试图从政治文化转型的角度思考清史馆的运作及《清史稿》的命运，试图从宣付清史馆立传这一尚未见有人关注的角度开展研究。 1955年，曾任清史馆名誉协修的张宗祥在给朱师辙《清史述闻》作序时曾写道：“当时尝语知友邵君伯炯章、吴君印臣昌绶，曰：‘不问志表如何，即以列传论，老太爷传不太多乎?’盖民国要人，其祖父行谊事业虽极寻常，大都有传也。”④此句可以体现几层含义：一是《清史稿》中立传太滥，多有由于子孙后代的扬名而得以进入正史的；二是清史馆中诸人虽然多是遗老，但对民国政府的新贵，也常常采取趋附的态度；三是对于民国诸要人来说，能将祖先写入旧有官修正史之中，也是足以光耀门楣的事情。张宗祥所论可能多指民国显要的祖父辈，其实在宣付清史馆立传的案例之中，我们或可看到更多在民国不那么身居高位的人物，也通过这一管道而汲汲谋求将祖先列入官修的正史之中，达到扬名显亲的目的。若能一一检视这些个案，可以展现民国初年清史修纂过程中一些复杂的面向。透过这些复杂的面向，亦能增进对“过渡时代”中史学转型中以往不那么为人所注意的层面。 一、设立清史馆与官修正史的式微 1914年3月9日，大总统袁世凯下令开设清史馆，延请赵尔巽为馆长，正式开始纂修清史。在大总统令中，表达了设立清史馆的目标： 查往代述作，咸著史篇，盖将以识兴革之所由，资法鉴于来叶，意至善也。维大清开国以来，文物典章灿然具备，远则开疆拓土，有关历史之光荣，近则革故鼎新，尤系贞元之绝续。迨共和宣布，让德昭垂，我中华民国特颁优待条文，允彰崇德报功之典。特是记载尚阙，观感无资，及兹文献未湮，征求宜亟，应即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本大总统有厚望焉。⑤ 此段文字对清代功业颇多赞颂，有些字句甚至颇似臣下歌颂本朝的套语。袁世凯设立清史馆本有网罗前清旧臣之意，故此种宣示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于式枚、缪荃孙等人所拟的开馆办法更是直接表达了颂扬清代功业的意思，谓：“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泽深仁，休养生息，上无失德之君，下无抗令之臣，固属前代所稀有，而武功赫奕，拓土开疆，文教昌明，轶唐绍汉，急宜及时纪载，足以信今传后。”⑥至此，以朝代为单位的官修正史在民国政府的主导之下得以延续，隐含着新成立的民国是继清代而起的一个“朝代”的意味。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曾经指出，清史馆的成立实际上具有双重的政治意义：“它既表明袁是旧君主制度的继承者，同时又意味着清王朝的最终覆灭。”⑦ 传统史学在中国并不仅仅承载客观描述过去的功能，还兼有道德教化、政治宣传的功用，历代的正史修撰更往往成为形塑现有政权合法性的工具。罗志田曾指出：“中国古人敬天而不曾尊崇一位绝对全能之神。在这样的世界里，历史和史学具有特殊的文化地位。通过历史记载和叙述，史学说明并论证着关于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认同等各项基本理念，也验证着君主统治的正当性。汉代独尊儒术后，史学的功能有所变化，但仍注重记录和传承，并越来越带有守先待后的含义。历史撰述的体制化带来了相应的约束，为野史和传说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不间断的正史、相对随意的野史，以及伸缩灵动的民间传说，共同构成了今天的‘历史知识’。”⑧民国初年民国政府与清廷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暧昧的样态：官方文书中既否定清廷又否定革命党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在评述辛亥革命和革命党的时候，常常使用“辛亥之变”“乱党”等字眼。 另一方面，传统史学在清末民初的语境中已经面临严重的危机，因为其体例与思路不足以应对变化了的政治局面与社会情势，在史学被视为经世和启蒙工具的情形下，读书人对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有论者曾指出，传统“正史”是一种规范化的“文类”，所以“当一位作者在编写‘正史’时，他知道应该如何循此‘文类’书写，一位读者在阅读此文本时，也因此知道这是一部‘正史’，一种比‘野史’‘神话传说’可靠的对过去之记载。如同文本有其对应情境，文本规范也有其对应的情境规范。‘正史’文类所对应情境规范，便是‘华夏帝国’结构”。⑨既然帝国整体已不复存在，故‘正史’亦已不合时宜。早在1902年，梁启超即提倡“新史学”，以为中国无史，且以旧有的正史为“二十四姓之家乘”。四年之后，梁启超又以其常带感情之笔作惊人之语，在为一本译自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作序时，他直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