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事业在民国时期“风起云涌”①，可谓我国出版史、文化史上一大壮观景象。追溯这一现象的源头，我们发现并非空穴来风。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统计调查工作作为“宪政之初基、开宗之先务”②，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逐年刊行统计年鉴为目标，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统计调查和编纂活动。尽管随着清王朝的迅速土崩瓦解，编纂全国统计年鉴的目标未能实现，但在我国近现代年鉴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对此后年鉴的蓬勃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尚属空白。③ 本文不揣浅陋，就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年鉴编纂活动作一初步考察。 一、决策与背景 清政府以官方诏令启动年鉴编纂活动，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仿行宪政的各项措施陆续出台。改设宪政编查馆，办理各项统计，规划刊行统计年鉴，即其重要举措之一。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五(1907年8月13日)，庆亲王奕劻等人认为，预备立宪“入手办法，总以研究为主”，而“研究之要”，刻不容缓之事为“编译东西洋各国宪法，以为借镜之资，调查中国各行省政俗，以为更张之渐”，于是奏请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专办编制法规、统计政要各事项”④。七月十六日(8月24日)，即奏呈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以法制和统计“于宪政为经始之图”，提出仿照各国逐年编纂统计年鉴的设想： 至统计一项，所以验国计盈绌，国势强弱，参互比较，以定施政之方。故宜内考全国之情势，外觇世界之竞争，此后各部院、各省应就其所营之事，详细列表按期咨送臣馆，臣馆总汇其表，即以推知国家现势之若何。考各国每年有统计年鉴之刊，汇集各项统计，俾人民可以一览而知，庶政釐然，法良意美。臣馆拟俟各种事项搜集完备，即行仿照办理。⑤ 在其拟具的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中，明确该馆职掌之一就是“调查各国统计，颁成格式，汇成全国统计表及各国比较统计表”，“本馆调查及编订之件，应随时发刊报告书，或月刊，或季刊，临时酌定”⑥。 同年九月十六日(10月22日)，鉴于“考察各省事实，以为斟酌损益之方，较之考察外国规制，尤为切要”，奕劻等人奏请参考东西方统计机构的设置，在各省设立调查局，并进一步明确了“为统计年鉴之刊”的目标和计划： 日本统计局，则分三级以任调查：其第一级为町村，第二级为郡市，第三级为府县。层递求详，乃臻完密。我国统计之学萌芽方始，加以名称繁杂，册报参差，根于习惯者，既当求画一之方，涉于弊混者，尤应求真实之象，允宜规彼成式，逐渐求精，然后分门编辑，为统计年鉴之刊，庶不致全涉影响之谈，而可获参观之益。⑦ 就在这一天，光绪皇帝颁布上谕： 著每省设立调查局一所，由该管督抚遴选妥员，按照此次奏定章程切实经理，随时将调查各件咨报该馆。至统计一项，尤宜由部院先总其成，著各部院设立统计处，由该管堂官派定专员，照该馆所定表式详细胪列，按期咨报，以备刊行统计年鉴之用。⑧ 经奕劻等人的奏请，刊行统计年鉴的动议进入了最高统治者的视野，正式转化为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一项重要决策，上升到统计机构设立后办理统计调查事项的最终目标。⑨“年鉴”一词出现在皇帝谕旨中，很可能是近代以来的第一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自主编纂年鉴的历史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1907年，可视为我国政府主持编纂年鉴活动的元年，是中国年鉴事业走上自主发展道路的开端和起点。 清政府最高当局作出编纂年鉴的决策，并不是偶然的。除了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统治阶层为了变法图强、维新政治的主客观需要以外，西方年鉴和统计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为预备立宪时期年鉴编纂目标的确立提供了铺垫。 1815年至1823年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其编纂出版的第一部汉英双语对照词典《华英字典》中，首次将“Almanac”一词从工具书层面引入中国，当时被译为“通书、时宪书、大皇历”。1832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陆续将《美国百科全书》《澳大利亚历书》《英国蓝皮书》《博物通书》(Dr Macgowan’s Philosophical Almanac)、《传道年鉴》(Annales de la propogation de la Foi)等介绍到中国。从1843年起，外国传教士先后在华编纂出版了《华英和合通书》(Anglo-Chinese Concord Almanac)、《平安通书》(Peace Almanac )、《上海通书及杂记》(Shanghas Almanac for 1854，and Miscellany)等西式年鉴。⑩由英国人赫德控制的海关总税务司，于1864年开始逐年编纂出版《海关中外贸易年刊》。随着编译出版机构和各类报刊的兴起，一些以当时西方国家出版的年鉴为蓝本编译的作品，如《列国岁计政要》等，被当作“政书”或“政治类”书籍，在知识界流传开来。戊戌变法前夕，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曾将《列国比较表》进呈光绪皇帝。(11)但直到19 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西方年鉴在中国的编译活动尚未形成规模，知识界仍然将此类书籍用“通书”“每年之书”或“年报”进行对译，“年鉴”二字似乎还不为人知。(12)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兴起游学日本的热潮，西方年鉴通过日本源源不断地被译介到国内。1897年，康有为根据当时日本出版社、书肆的图书目录，撰成《日本书目志》，于1898年春发行。该书第五卷政治门著录了当时日本国内出版的4 部最新年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