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7)09-0138-10 同治西北战争是近代西北人口发展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场战争以及伴随而来的灾荒和瘟疫等，不但造成严重的人口损失，完全打断了区域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彻底改变了区域人口的民族结构和城乡结构。人口史学界历来对此颇多关注，但传统典范式的人口史和移民史研究，大多把讨论重点聚焦于移民背景分析、移民史实梳理以及移民影响的归纳总结等方面，对于战争持续状态下最本初的人口变动情况和细部节点，反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① 人口迁移是典型的具有时间属性的空间行为。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特征和规律。本文在系统梳理督抚奏折、地方史志、时人文集以及调查记录等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战争状态下区域内部的人口迁移问题。希望这一工作除了可以更加形象生动地展现传统战争状态下小民避祸逃生的真实场景，增加历史叙事维度外，也能够或多或少揭示不同的避难逃生模式与人口损失的关系，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 一、同治西北战争与人口区域内迁徙 同治西北战争起于同治元年(1862)初华州“圣山砍竹”②，迄于同治十二年秋肃州回军开城请降，前后持续十余年。这十余年间，战事所及之处城堡屡陷，沃野繁华尽为焦土，田荒粮尽，人烟断绝，熟地变成茂林，“残杀一日，辄死人民数万，血流成渠，尸积如山，伤心惨目”[1](卷六《武备志·死事纪略·回变官民死事纪略》，P4)。而与战争伴随而来的抛荒、灾歉、饥馑，贯穿始终，各地粮绝而人相食者，不绝于书，人口损失惨重。庆阳董志原延袤数百里，地沃民丰，号陇东粮仓。“十八营”[2]占据其间，人口陡增数十万，不久即发生粮荒。同治七年麦熟后，回军抢先刈割，民人仅“捡拾遗穂余粒，少延残喘，遂致斗粟卖钱八串，后至十二串亦无可买之处，饿殍载道，人兽相食，其惨不可胜言”[3](卷三《武备》，P50)。隆德县同治十年“岁大歉，斗米二十五六千文不等，人相食，死者塞路”。战后平复时，全县尚无二三十家。[4](卷四《拾遗》，P45)除了战争杀戮与饥荒，瘟疫也是造成战时人口严重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战火波及之处，普遍发生瘟疫，人口大量死亡。史载泾川、永昌同治五年五月间“疫大作，死者无算”，镇原县“时疫大作，伤人甚重”。[5](卷一八《变异志》)据不完全统计，仅甘肃一省，战争期间，就至少有18个州县发生过较为严重的瘟疫。[6](P1517-1518)以上种种惨象凡战争所及几乎每处皆同，“民不死于回，即死于勇，不死于回与勇，即死于瘟疫、饥饿”[7](卷一八《杂录》)。现有研究表明，仅战争持续短短十余年间，陕甘区域人口损失总数以千万计，损失比例可能超过总人口的六成。③除了造成极其严重的人口损失，战争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战争状态下，虽然不同个体的利益诉求可能存在差异，但避难求生是人的本能。所以，未雨绸缪，预先计划，及早举家远徙，逃离危险境地，是保全性命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是后世观史者想象中战时小民最自然，也最理想的选择。但真实的历史，远比文字描述的历史要复杂得多。 远徙避祸首先要有主观意愿，没有远徙的意愿就没有远徙行动。当战争将要或已经来临之时，不同个体对危险的感知距离和感知程度都有较大不同，而战争本身瞬息万变的发展态势与残酷杀伐又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在所有诸如此类来自于自身或外部的掣肘下，被不同利益团体或所谓普世价值和道德判断标准怂恿、绑架和洗脑之后的绝大多数战争亲历者，对是否积极主动、及时有效地逃离危险境地，以及以什么样的安全距离迁徙避祸等，都会存在诸多不同的认识，也会导致不同的结局。而远徙逃难的时间窗口就在这样的犹豫与思量之间转瞬即逝。与此同时，远徙避难还要有足够的实力。这种实力不仅仅局限于一定的财力、体力和物力，也包括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可靠的信息来源。而没有足够的实力，则既无法远徙避祸，也没有正确的逃亡去向。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小民来讲，虽有逃跑的意愿，但缺乏远徙的能力。 由此，整个战争期间，虽然兵火波及之处，几乎所有人都处在不停的运动之中，奔徙逃命，但其中真正选择及时有效的远离战争区域这样一个正确途径，并最终成功避祸者并不多。战时绝大多数的迁徙行为，几乎全都盲目的局限于区域内部，没有任何计划性和前瞻性。 二、布朗运动：村域空间尺度下的人口迁移 布朗运动(Brownian movement)是一种物理现象，指的是悬浮在液体或气体中的微粒所作的永不停息的无规则运动。从统计学的角度讲，它是一种正态分布的独立增量连续随机过程，是随机分析中基本概念之一。[8]同治战时，从村域空间尺度看，小民避难逃生的运动方式与微小粒子表现出的无规则运动一样，缺乏明确的指向，几乎没有任何计划性和前瞻性。 西北地区自入清以来，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战争渐息，社会趋稳。小民休养生息，户口日臻繁盛。及至咸同之际，“重熙累治，关陇腹地不睹兵革者近百年”[9](卷一，P247)。社会承平日久，国既不知备，民尤不知战。因此，当同治元年大战骤起于渭南之时，不论封疆大吏、地方官绅还是普通小民，对战争的发展态势、严重程度以及残酷程度等，都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预备。遇有阵战，官军本不足持，民团一触即溃，对于升斗小民来讲唯一的选择就是逃命。然事前既无筹谋，遇事亦无良策。兵从东方来则西行，兵从北方来则南突；兵从陆地来则下水，兵从平原来则上山。总之，如何逃，往哪逃，逃多久，全无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