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20-0024-09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约定增开牛庄(Newchwang)、登州等10处通商口岸。1861年，实际开埠地却被英国改设在地处辽河入海口附近的营口，①国际上从英国称营口为牛庄。对此，国内学者已多有论述。②然而，出于多种因素，国内外学界对牛庄(营口)这一曾在国际政治、经济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中国东北首个约开口岸关注不足，本文试正之。 一、英国缘何选择牛庄(营口)开埠 英国之所以选择牛庄开埠，是应其贸易需求和东北亚战略布局而定。地处辽东湾的牛庄(营口)虽不是十分理想的港口，但因其地理位置显要、有相对成熟的腹地而入选。 营口港的内河航线主要是辽河，在陆路交通极不发达的中国东北腹地上，其交通优势十分明显。辽河计有两源，南源为河北省平泉县的光头山，北源为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西南的白岔山。辽河流经之地多为平原、沙丘，河水携带泥沙较大，受泥沙沉积等自然因素影响，辽河入海口数度下移。600多年以前，“大辽河③入海埠头，初设于牛庄”。④牛庄⑤在明初称牛庄驿，又称牛家庄，是山海关至辽东的重要驿站，亦是辽河入海口的主要码头，明初辽东驻军卫所的粮饷漕运多由牛庄码头接卸。茅元仪《武备志》卷141、陈组缀《皇明职方地图》(卷下)皆有从牛庄港出扬子江开洋，至“梁房口，入三岔河，收牛壮(庄)码头泊”等记载。⑥牛庄亦是清政府辽东海运的首开港，通称三岔口，为东北与内地联系的唯一大港。康熙年间，辽河在牛庄西北折而西南入海，故商货于牛庄“乘舟渡海”。⑦依托辽河腹地丰富的资源与渤海湾的便利条件，牛庄与江浙、闽南沿海地区建立了私营性质的贸易往来关系，“辽左海禁即弛，百货云集。海艘自闽中十余日即抵牛庄。一切海货，有更贱于江、浙者”。⑧乾隆初，因泥沙淤塞，港口下移至今营口北40里之白蒿沟(又称枭姬庙)，时“为繁盛之口岸，南北商船麇集于此，奉省土产由是通往天津、山东、上海等处，市肆林立，人民殷富”。⑨道光初，海船渐弃牛庄白蒿沟，主要改泊于没沟营(营口)、田庄台。⑩不久，大船又下移至距田庄台五里的隆台亭。至19世纪中叶，牛庄已无法停靠大型货船。(11)清政府的官方采购点也改至营口港。(12)至咸丰时，营口港私营贸易十分繁荣，“奉天没沟营、田庄台等处为商贾辐辏之地，船只来往向有规费”。(13)由此可见，辽河航道的自然淤塞速度较快，并非理想的海港分支水系，但因其地处辽南，腹地移民较多，潜在市场相对成熟。因此，尽管辽河港口一移再移，而货商形表影附，登陆之后仍“以牛计为市场”，仍按旧习泛称辽河港口为牛庄港，这应是英国将营口港误记为牛庄的主因，同时也充分说明在港口腹地陆路交通体系未形成时期，内河航运是海港极其重要的支撑体系。 再者，比对中英史料，可以发现早在《天津条约》之前英国就将营口误记为牛庄，并一直试图打开中国东北的门户。《厦门志》载：“道光十二年三月，有船来厦门，船主曰胡夏米；求通市，不许……后又驶至浙江、江苏、山东、奉天、高丽求市，皆不许。”(14)另据《营口县志》载：“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曾有英国政府官员高特莱夫乘海船到过辽东湾，发现辽河口一带往来帆船甚多，贸易兴盛，出口物资主要为‘豆类与药材’。所以他们深知东北特产丰富，垂涎已久，并知东北辽东湾贸易港口为牛庄，才提出牛庄开港的要求。”(15)再据英方史料可印证，道光十二年前来的胡夏米应指英东印度公司总监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胡夏米是其化名。“高特莱夫”则指德籍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当时，清政府只限广州一口通商，远不能满足工业革命后英国的海外市场需求。基于此，英东印度公司想在中国北方另辟口岸，因而从1831年开始，沿海北上，相继在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朝鲜与琉球等地展开了一系列带有政治、外交和商业色彩的探查活动。而其所探查的港口，除后两者外，皆成为《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之首选。(16)这足以证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早期探查对本国政府决策的重要作用。1831年9月，郭实猎与英国人亨特(Hunter)、道逊上尉(Capt.Dawson)等乘船北上辽东湾，重点考察了锦州和锦州港。(17)1832年2月27日，郭实猎陪同林赛、里斯船长(Capt.Rees)乘“阿美士德号”(Lord Amherst)商船再度北上，主要目的是“探查适合开展国际贸易的港口，除了万不得已的自卫外不得使用武力，而是要尽一切可能来调和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目的是想在当地建立永久性的贸易基地”。(18)同年10月20日，郭实猎搭乘鸦片商查顿的商业快船“气精号”(Sylph)再次北上。11月末至12月初到达辽东湾，“考察了牛庄辽河入海口和锦州附近的水域”。(19)经过三次考察，郭实猎认为“满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20)由此可以推定，英国早在1830年代就将营口误记为牛庄，并将其列入开港计划之中。 从国际方面考量，英国坚持牛庄开埠的另一重要动因是想以牛庄为据点，一方面防止俄国势力南下，侵扰其在北京和长江三角区已确立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想与俄国竞争中国东北成熟的腹地资源，打破俄之垄断。实际上，英俄对抗始于俄国对出海口的探寻。从17世纪起，俄国就在为出海口博弈。沙皇向黑龙江挺进受阻后，开辟了从堪察加越阿留申群岛至美洲的航路，同时还坚持向黑海扩张，企图占领海峡和君士坦丁堡，但却屡遭英国阻挠。为此，俄国曾多次试图利用其在太平洋沿岸的优势来牵制英国。1780年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俄国采取武装中立政策，并竭尽全力削弱英国的海上威力亦缘于此。而“英国在北美洲失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殖民地，并因此加紧向西北扩张，这就使太平洋沿岸与近东及亚洲市场一起，成了英俄矛盾新的策源地”。(21)从19世纪40年代起，沙俄趁奥斯曼帝国衰落之季夺取了黑海海峡，将势力扩大到巴尔干半岛。而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使英国与俄国为争夺巴尔干半岛开始正面交锋，战火一度燃到了东北亚海域。时俄军早在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耶夫的带领下将黑龙江河口、堪察加半岛等战略要地据为己有。据此，穆拉维耶夫指挥俄远征队沿黑龙江而下，通过太平洋向俄国舰队提供补给。(22)英法联军对东北亚水域所知甚少，虽实力远胜于俄军，却因不熟悉地形而被迫撤出。(23)俄国虽在东北亚海域分战场取胜，却丧失了黑海的驻军权，不得已再度转向黑龙江水域。(24)1858年始，俄国通过条约侵吞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海参崴在内)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面对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嚣张态势，英国多次派军舰前往东北亚水域打探。1854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托玛斯·阿特金森(Thomas Witlam Atkinson)赴东北亚搜集情报。他认为“俄国在黑龙江殖民的重要性对俄国而言是至关重大的。就像德国人所说的那样，是世界强国的标志。(占领黑龙江后)其海军就可以从界于波罗的海和黑海的陆地封锁中释放出来。俄国在中国和日本的北海中占据了主导位置，使这些领土与世界其他地域联系得越来越紧密”；(25)1855年4月7日，时、任香港皇家工程师指挥的卫廷汉姆上尉(Bernard Whittingham)从香港出发随舰队耗时6个月考察了日本海、鞑靼湾、鄂霍茨克海、日本、萨哈林岛和俄军驻地阿沿等地；1857年8月9日，英将特朗森一行乘军舰“巴罗库塔号”(Barracoutta)到辽东湾考察。这些考察者所反馈的信息对英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挺进大连，并在战争结束后力主开放牛庄等决策皆有重大干系。另据《清实录》载，英商船在《天津条约》前夕也多次到访营口，“谕军机大臣等：前据玉明等奏，没沟营河口有夷船停泊”。(26)这些事实说明，英国在距离中国首都较近、兼具相对成熟腹地的牛庄(营口)开埠是其经过多次实地探查后的刻意行为，而营口取代牛庄不过是早期考察者不熟悉港口名称变迁而发生的一个小插曲。这一点从英国学者对营口和牛庄的介绍中也可印证：“营口位于辽河口，通常被欧洲人叫做牛庄，但这是错误的，因为(真正的)牛庄位于营口辽河上游30余英里处。牛庄与营口之间还有一个港口叫田庄台，该地至1873年一直是驳船的卸货地，但没有外国船造访营口港以外地区。额尔金公爵将营口命名为Ying-tzǔ，签订《天津条约》时就用该名。营口位于辽河左岸，距辽河口8英里，发展迅速，居民6万人。”(27)“不要把牛庄港混同于旧牛庄城，牛庄城据说原来在海边，但现在是一个并不重要的、离海边30英里的内陆城镇……其港口已迁至营口。”(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