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革命黨時期黨人歧見與孫中山黨國方略的轉折

       [中圖分類號]K25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號]0874-1824(2017)04-0005-20

       中國國民黨由同盟會(1905～1912)、國民黨(1912～1914)、中華革命黨(1914～1919)演化而來。學界對同盟會、國民黨與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均有豐富而深入的探討，而對中華革命黨的研究則相對薄弱。相對於之前同盟會的反清革命、國民黨的議會政治運作以及之後中國國民黨的北伐與訓政，中華革命黨的“事功”確實顯得遜色得多。然而，看似平淡的歷史背後，仍有值得深入探討之處：民國建立後，為順應國人對共和民主的追求，同盟會亦隨之改組為依托議會開展合法政治活動的“政黨”。但在宋教仁案發生後，孫中山再起革命，重建中華革命黨，從“議會政黨”回歸“革命黨”。而這一次回歸，影響深遠，因為它不僅僅是一次黨名的改變，而是孫中山革命理念與建國方略的重大轉折，並直接影響了此後中國政制的歷史走向，之後孫中山以俄為師“改組”國民黨乃至北伐之後的黨國體制，均是這一時期孫中山思想脈絡的延續與實踐。亦因為此，中華革命黨時期孫中山建黨治國方略的形成與演變，以及黨人的意見與反應，仍有進一步細究與闡釋的空間。

       一、黨人歧見

       中華革命黨於1914年7月8日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到1919年10月10日在上海改稱為中國國民黨，其間為時六年。學界對這一時期孫中山與黃興以及中華革命黨與歐事研究會之間的分歧早有關注，①但因相關資料的不足，尚有許多史事細節難以清晰勾勒。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所藏吳稚暉檔中，有一批留歐學人汪精衛、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鈕永建等人的往來信函，內容涉及1914～1916年間各地黨人對孫中山及其中華革命黨看法的私密性言論，頗為鮮活翔實地呈現了當時黨人之間思想行動的複雜情形。

       反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大批革命黨人流亡海外，其中少數前往歐美，多數亡命日本。因革命失敗，大家對未來革命前途與行動方略有不同的主張。1914年2月27日，在法國的蔡元培致信吳稚暉，轉引張繼(溥泉)所述在日同志情形稱：

       張溥泉先生昨日來。渠自東京偕李協和赴星嘉坡，乃自星嘉坡抵此也。據言留寓日本之同志約分四派：(一)急進派，主張隨處發難，可動即動，中山為代表，英士亦在此派中；(二)緩追派，主張收拾殘局，待時而動者，克強為代表；(三)政法研究會，李根源、潘榘諸君曾在議院者組織之；(四)軍事研究會，李協和集其他有軍事知識者組織之。同志中雖所見不同，然尚不至因失敗而互相攻訐，貽笑於外人。惕生不久將赴美，克強亦然，漢民不甚有所主張，願任雜誌事。至留東同志所希望於留歐同志者，以使歐人知中國真相為第一義。②

       孫中山於1913年8月9日抵達日本，隨後迅速著手新革命黨的構想與“第三次革命”的行動計劃。從9月27日開始，即有王統等五人向孫中山立誓約、押指模，表示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但在張繼離開東京時，中華革命黨尚未正式成立。而張繼所述在日同志分成四派，除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急進派和以黃興為代表的緩進派外，還有以李根源、潘榘為代表的政法研究會和以李烈鈞(協和)為代表的軍事研究會。除此之外，尚有胡漢民等無明確主張者，游離於各派之外。四派之中，後三派實際均傾向於“緩進”，只有孫中山主張“急進”。此點與孫中山本人所述大體相合流亡東京的黨人“精神潰散”，“意見紛歧”，“或緘口不談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種種灰心，互相詬誶”，“惟文主張急進”。③

       與孫中山所述“互相詬誶”不同，張繼在東京時所見同志之間雖意見不同，但還不至於互相攻訐。不過四個多月後，蔡元培在致吳稚暉的另一封信中透露：孫中山與黃興已公開衝突，且在各自刊物言論中表現出來。黃興派背景的《甲寅》與孫中山派背景的《民國》之間已隱約交鋒。不過據蔡元培的觀察，兩派的衝突，並非為了報章，而是因為金錢的關係。④金錢關係的詳情如何，蔡氏沒有細說。⑤

       1914年7月8日，孫中山在東京舉行大會，宣佈正式成立中華革命黨。孫自稱其立黨旨意說：“此次立黨，特主服從黨魁命令，並須各具誓約，誓願犧牲生命、自由權利，服從命令，盡忠職守，誓共生死。”⑥不僅如此，《中華革命黨總章》還規定黨員按入黨先後分為三等(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並許諾於革命成功之後分別給予不同的政治待遇(元勳公民、有功公民、先進公民)。⑦

       由於國民黨並沒有宣佈取消，意味著孫中山在國民黨之外另建新黨。對此，黨人有明確表示反對者。據稱張繼與何天炯等人曾勸告孫中山不要另立新黨，但孫中山不聽。⑧中華革命黨成立不久，歐戰爆發。在歐黨人就歐戰引發東亞危機的可能性展開討論。吳稚暉等人非常擔心歐洲戰火延及東亞，並憂歐戰得勝的一方有進一步侵吞中國的危險。而在蔡元培看來，歐洲列強自顧不暇，在近期內不大會有侵略中國的可能性，“至於日本承侵略青島之便，肆其侵略中國之素志，誠所難免”。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更擔心中華革命黨與日本聯手，助纣為虐：“而又有中華革命黨為之倀，其可慮誠甚於前者。”但他又斷言：“所謂‘中華革命黨’者，既無基本軍隊，又不得大多數昏百姓之歡迎，日本既力能侵吞中國，何必利用此贅旒之倀?”⑨從蔡元培的文字中，不難察覺他對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懷有極其負面的看法，而負面之源，主要是憂慮孫中山“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