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2.233 苏格拉底受审事件展示了人类社会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哲学与政治、真理与意见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如当代著名思想家阿伦特所认为的，该事件使柏拉图对政治活动的本真性和意见劝说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与恐惧，最终激进地逃遁到哲学沉思中去追求绝对的真理，并赋予哲人统治地位来主导理想城邦的运行，从根本上消解“哲学-政治”的内在冲突。①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一张力并没有被刻画得如此明显，亚里士多德也未将哲人视为城邦的特殊群体；相反，他曾经主张从各种现有的“意见”中考证出正确的知识。尽管如此，该问题依然是他的政治学说所要面对的主要难题，只不过它被转化为“沉思生活”与“政治生活”何以能到达幸福的相关思考。总体上看，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生活不厌恶、不逃避，而是在坚持沉思生活最佳的同时，主张政治实践依然能够通往幸福。不过，在具体的表述过程中，亚里士多德的结论似乎显得飘忽不定。这也使得当前学界就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前后是否一致、如何一致等问题产生广泛的争议。如何理解这些争议，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理论提供合理的解释理由，成为当前德性伦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及其困惑 古典的至善理论主张，幸福是最高的善，是每一个有理性的行为者实践的出发点，也是生活中不言而喻的终极追求。伦理反思的要义在于它能够指导行为者以最终目的为导向，对自我生活的整体性及其紧要事件作出合理的次序安排。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一主张，至善是他的政治哲学研究的起点与归宿。然而，正如他也看到的，大多数人都会清楚知道生活的目标是幸福，但对于什么是幸福的问题，人们却存在争论。在他的伦理体系里，有关幸福生活的观点同样有着相当大的模糊性。 首先，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说明幸福是德性最大化的综合体现，还是来自理智德性的单纯运用。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以下简称NE)中，亚里士多德通过德性的有关界定来完成对幸福的解释任务。他认为，幸福就是灵魂中德性的完好发挥，“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把幸福确定为生活得好和做得好……我们的定义同那些主张幸福在于德性或某种德性的意见是相合的”②。然而，德性不是一个抽象的共相，而是指向不同实践领域、与快乐和痛苦存在不同关系的多元品质。依据灵魂的有关状态，德性可以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两大基本类型，其中每一类型根据行为者在不同活动中的情感反应具有不同的名称和属性。亚里士多德讨论了勇敢、节制、正义等十几种道德德性，以及技艺、科学、努斯等五种理智德性。幸福依据德性得以被理解，伴随着这些德性是否能统一、何以统一等问题的出现，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必然要面对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即幸福生活是来自包含全体德性在内的活动，还是来自最纯粹、最能够区别人和其他生物的理智活动?对此，亚里士多德没有十分明确的解释，后世的研究者也争论不休。 其次，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沉思生活有可能会排斥政治生活。道德德性存在于行为者合乎适度的选择中，是行为者参与政治生活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理智德性是沉思者的逻各斯可以直接体验与获得的基本对象，它单纯地为沉思生活所涉及，无需太多的外在条件。可以说NE的前半部分关注点在于道德德性，亚里士多德在此似乎想向他的听众阐述参与政治生活、在城邦中展示卓越品质，并形成稳定而良好的道德德性是高尚(高贵)之人追求幸福生活的重要途径。在第十卷，当亚里士多德回过头来重新论述幸福的时候，他又似乎在鼓励听众尽可能地选择沉思的生活。“如果幸福在于合德性的活动，我们就可以说它合于最好的德性，即我们的最好部分的德性。……而这种实现活动，如已说过的，也就是沉思。”③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对两种生活作了等级性的排列，认为沉思生活最幸福，而合于其他德性的生活只能是第二好的。通过NE前后两部分的相互对照，我们发现沉思生活可能包含着对政治生活的否定性因素。 再次，如果最佳的生活仅由沉思活动构成，它是否完全不需要政治生活来提供外在的条件以保证沉思的顺利进行?幸福由德性的实现活动构成，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都是灵魂之善。而关于善的类型，亚里士多德沿用了当时希腊社会的基本看法，从外在的善、灵魂的善和身体的善三个维度来理解，并进一步认为只有灵魂的善才是最恰当意义上的、最真实的善。但在其他地方他认为，“幸福也显然需要外在的善。因为，没有那些外在的手段就不可能或很难做高尚(高贵)的事”④。那么，外在的善对幸福生活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人们无法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 最后，如果说幸福通过沉思活动即可获得，那么，如何看待运气和生命长度对幸福的影响?就运气而言，亚里士多德有时候似乎想否认它对幸福有干扰作用，“因为，幸福和不幸并不依赖于运气，尽管我们说过生活也需要运气。造成幸福的是合德性的活动，相反的活动则造成相反的结果”⑤。但总体看来，他又未完全否定运气对幸福的影响。在谈到普里阿摩斯晚年遭受的厄运时，他认为大概没人会说命运突变的普里阿摩斯是幸福的。就生命长度来看，亚里士多德如此说道：“幸福，如所说过的，需要完全的善和一生的时间。”⑥即便沉思生活最自足、最纯粹、最接近神，它是否完全可以避免生命长度的影响?换句话说，一个进行短暂的纯粹沉思活动的人与一个长期从事第二好的政治活动的人相比较，何者更幸福?还是说两者无需作任何的比较?对此，亚里士多德也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