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世界史的构造》(2010年)中提倡“从生产模式到交换模式”。我想就这一点做简单的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化理论中，基于建筑的隐喻，社会构成体的历史成了这样的东西——生产模式是经济基础，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由该经济基础所规定。所谓生产模式，是指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来的生产力，以及从人与人的关系而来的生产关系。虽说我不反对社会构成体的历史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但我认为这个基础不是生产模式，而是交换模式。而我所说的交换模式包含了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① 我之所以如此思考，是因为将生产模式视为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有缺陷，因此遭受到各种批判，最终连经济基础这一想法本身都被否定了。其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最初的重要批判者。他原则上虽然承认历史唯物论，但却主张观念的上层建筑的相对自律性。例如，马克思主义将近代的宗教改革(Protestantische)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相反，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则强调其是作为推动产业资本主义的力量而活动的。也就是说，像宗教这种观念的上层建筑，不单单是被动地为经济基础所规定而已，毋宁说其拥有以能动的方式改变后者的力量。接着，我将举出另一位批判者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观点来进行说明。 马克思主义的优越之处，据我的考察，并非在于其理解历史的方法和以此为基础的对未来的预言，而是在于敏锐地证明了人的经济诸关系对知性的、伦理的和艺术的思考方式之难以避免的影响。由此，至今完全被误读的一连串因果关系和依存关系被揭露出来。然而，对我们而言，极端地主张经济的动机是决定社会中人的行动的唯一因素，是无法被接受的。各种相异的个人、种族或民族，即使在同样的经济条件下也会采取各种不同的行动——仅仅是看到这一确信的事实，也能明白经济契机的专一支配是不成立的。其实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当活生生的人的反应成为问题时，怎么可以无视心理因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经济诸关系产生之处，早已经有心理因素的参与，不仅如此，即使经济诸关系的支配已经无所不在，人的自我保存欲望、攻击欲、爱情欲求依旧会触发自己根源性欲望的萌动，并冲动地去追求快感、规避不快。又或者说，如在以前的探究中我谈到超自我的重要要求，超自我代表过去的传统与理性形成，对于来自新经济状态的动因，也会进行一段时间的抵抗。② 弗洛伊德排斥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契机的专一支配”，主张应该考虑“心理因素”。我特地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他的批判和其后对历史唯物论的批判——观念的上层建筑是独立于经济基础的这一主张——相关联。 上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成为问题，是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的运动经历了重大挫折之后。最初碰到这一问题的是在意大利革命起义中失败，被法西斯政权逮捕入狱的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他认为，意大利国家权力的强大，并非单纯依靠暴力的强制，而是依靠服从者的自发性同意而成立的，并将之称为“霸权”(hegemony)。这意味着，国家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支配阶级的“暴力装置”，而且是拥有独自的“力量”的装置。也就是说，上层建筑虽说被经济基础所规定，但拥有相对的自律性。 另外，针对国家权力提出重大问题的是在革命运动中取得胜利的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如此写道：“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叫做‘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渐消亡。这一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障享有财富的少数人对作为劳动者的多数人的经济压迫。随着享有财富的少数人被消灭，带有武装的压制权力、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亦会消失。但我们同时又始终持这样的观点：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以及为了达成除未来社会革命之外的更为重要的目的，劳动者阶级首先必须掌握国家这一被组织的政治权力，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的反抗，重新组织社会。”③ 列宁与托洛茨基(Leon Trosky，1879-1940)强行进行十月革命(军事政变)也是基于以上考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如果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并废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国家就会逐渐消亡。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的确被国家权力所废弃了，但这反过来却使得国家权力强大化，结果进而加强了国家主义。这就是斯大林主义。但是，这不能说是斯大林个人的过错。因为这表明的是马克思主义中缺乏对国家的认识。而这一点，成为促使马克思主义者重视政治上层建筑的契机。 接着，作为质疑历史唯物论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可以举出20世纪30年代败于纳粹主义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这之所以是重要的经验，是因为纳粹主义与单纯的反革命不同，它自身倡导革命，也就是持“对抗即革命”的立场。法兰克福学派的败北意味着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轻视存于国家、民族、宗教等“政治的、观念的上层建筑”中的“力量”之胜利。重视此点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开始转向重新检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简言之，便是承认政治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相对自律性，进而试图探究其究竟为何物。这时，他们导入了一直以来作为资产阶级心理学而遭否定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