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隐喻

作 者:

作者简介:
牛宏宝,男,陕西眉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哲学被认为是一个由冷推理构成的世界,但如果我们从语言的本性、哲学的修辞写作和哲学建构意义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就会发现隐藏于哲学的冷推理之下的隐喻面孔。隐喻无疑对哲学是危险的,它诱惑理性出轨。但如果哲学没有隐喻,那将对哲学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因为那样的话它将既不可能讨论可能世界,也不能畅明人类对其可能道路的询问和自由实践的价值判断是如何深度介入到了哲学认识论的建构之中的。因此,对哲学话语中隐喻介入意义建构的揭示,将使我们突破规范哲学的单一的逻辑范式,形成一种在逻辑与隐喻思维张力关系中的哲学认识论新范式。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8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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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7)05-0023-11

       追问哲学与隐喻的关系,不仅是思考哲学文本中如何使用隐喻的问题,更在于思考哲学的表征问题。所谓哲学表征,就是哲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其通过支配符号的配置、空间分布,以达成与世界的意义关系和其自身呈现意义的方式,并以此将自身与其他话语实践区别开来的方式。

       对哲学自身的表征问题的思考,意味着哲学对自身作为一种话语类型的自觉。这种自觉自哲学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出现。老子对语言的怀疑,柏拉图为了确定的知识而对几何证明的诉求,都是对哲学表征问题的自觉。但对哲学表征问题的持续关注,在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就一直聚集在哲学表述的逻辑证明之上,并把哲学论证的规范的形式化视为其客观性的唯一可能;同时把隐喻排斥在哲学之外,归入修辞学和诗学的领域。隐喻遂被当作哲学的敌人,是对理性逻辑的威胁。不过,此间夹杂着两种对立的态度:“对隐喻的研究有漫长的历史,贯穿其历史,隐喻与哲学之间有着一种既狂热、有时又轻薄但牢固的关系。哲学时而拒绝、时而拥抱隐喻。柏拉图自己就是一个隐喻大师,但他蔑视雄辩的华丽辞藻。亚里士多德,一个平淡的作者,在他的论诗学和修辞学著作中,却赋予隐喻以正当性。……洛克对形象语言的公开指责则为哲学中蔑视隐喻确定了腔调——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联合起来的姿态。只有那些与浪漫传统有关联的哲学家们关注于隐喻的重要性。”①与此同时,传统中国哲学却走着一条属于自己的、一种解释学的道路,隐喻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哲学写作本身来看,有哲学史以来,没有一个哲学家不使用隐喻,且这些隐喻在大多数哲学家的哲学表征中起着重要的建构作用。老子的“道”隐喻,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笛卡尔的“光隐喻”、马克思的“幽灵隐喻”、海德格尔的“家隐喻”……都是些深具结构意义的隐喻。隐喻在哲学厅堂中扮演着非常重要但复杂的角色,具有多样面孔,有时是戴着面具的隐士,有时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桥梁,有时则是把经验的地气接入干瘪的概念内室的根须,有时是不同领域之间碰触的交际花……就此看来,哲学话语并非由纯粹的概念构成的“干货”,在干瘪的概念建筑的空隙,隐喻像风、雨、闪电和空气穿过,在其间布下花和苔藓、青草和荆棘、生命与死亡、欢歌和低沉的喃喃细语。诺瓦利斯把哲学界定为“归家”,自那以后,这个“归家”的哲学隐喻曾经图绘了许多哲学家的哲学之旅。只要哲学是“远行”与“归家”的旅程,那么哲学话语流淌的河床就不是理性的逻辑,而是隐喻。

       本文力图通过语言的本质、哲学写作和哲学话语的意义传达三个方面,阐释哲学在逻辑面孔之外的隐喻面孔,并据此对所谓的规范哲学进行认识论的反思。

       语言对于思想具有优先性和首要性。哲学表征中不可被减缩的隐喻,正是基于语言本身的源初隐喻性而被赋予的。

       关于语言本身的隐喻本性,有两种理论,一种是思想家们阐述的语言起源理论;一种是结构语言学阐述的语言深层结构理论。关于源初语言的隐喻性的最有影响力的阐释来自卢梭、赫尔德和尼采。卢梭在其《论语言的起源》中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的强烈情感的表现,语言生成的动力不是去说,而是去呈现。因此,源初的语言就是诗,是歌唱,其最主要的特点是象征、隐喻以及音乐性。只是到了后来,由于交流的复杂以及对知识的诉求,语言才从诗性的、隐喻的状态演变出对字义的严格和清晰的要求,即音乐语言转化为概念化的语言。②赫尔德则认为,自然语言是人的痛苦的呐喊和自由表现,是感性器官的歌唱;但真正属于人的语言是与人的知解力的区分性能力一同发展起来的,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人类理性的发展,反之亦然。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的情感表现的语言与理性的语言是完全区隔的,而是前者还会残余在后者之中。③卢梭及赫尔德的关于语言起源的情感表现理论,遂触发了浪漫派的语言观。浪漫语言观是把语言与神话、音乐和诗歌结合起来,来揭示语言的起源的表现性、诗性、隐喻性和象征性等特征的,并由此把源初语言与源初同一性本体结合起来。在这种浪漫语言观中,语言的概念性和对现实的指涉性、再现性都被看作是语言的隐喻性和诗性之后才产生的。自卢梭、赫尔德和浪漫派之后,隐喻就从此前的语文修辞学领域,转变为语言的本性问题。这一转变意味着语言问题变成了首要的心灵问题。

       尼采继承了卢梭、赫尔德及其以后的浪漫语言观,在其生前未发表的《音乐与词语》(1871)、《非道德感中的真理与谎言》(1873)等早期文献中,就开启了用源初语言的隐喻性来揭穿概念语言的老底的批判历程。他认为,音乐和言语的驱动力是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游戏、感性、意志的行动等。但发出的声音并非就是意志或情感本身,只是象征了它们,因此也就只是表象。④“这种创造者仅仅指派事物与人的关系,他设下了大胆的隐喻,一开始,一种神经刺激被转换成意象,这是第一次隐喻;转而,这个意象在声音中被模仿,第二次隐喻。每一次都是完全的领域跳转,正好进入完全的和不同的领域之中。……当我们谈论树、颜色、雪、花时,我们相信我们知道关于某物的某些方面,而事实上,我们拥有的没有别的,只有隐喻。这种隐喻决不对应本源实体。在同一方式中,声音显像为沙子雕像,所以该事物自身的神秘X首先作为神经刺激出现,然后是一种意象,最后作为声音。”⑤尼采在此提供了语言发生学的描述:每一个词语都是经过双重隐喻而形成的,即从神经刺激投射为心中的意象,再将心中的意象转换到(言语的)声音意象。语言是在感性活动中产生的,只涉及人对事物的感性幻象的隐喻投射,因此也就是隐喻性的,而非理性逻辑的。它并不对应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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