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①一文在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界获得很大反响，“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一具有广告效应的表述，引起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烈响应。析其获得广泛关注的原因，一者固然是作者具有的海外华人学者的身份和视角，二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指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甚至现代文学史的重写。 从字面意思看，这一表述似乎是想追问“五四”的来源，但真正所欲表达的，是试图打捞被(“五四”)压抑的(晚清)“现代性”。在王德威看来，晚清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良好开端，晚清“现代性”本来比“五四”要丰富得多，“五四”是晚清现代性的“窄化的收煞”，终结了本来发育正常的“现代”。既然晚清比“五四”更“现代”，现代文学的起点势必要向前推，因而激起国内学者对于现代文学史的晚清起点的讨论。这一讨论由将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前推至晚清开始，进一步落实为将某一部晚清小说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②对于王氏“晚清现代性”的论述，国内学界也曾有过质疑的声音，但总体上看呈一边倒的追随局面，甚至出现盲目追捧的现象，显示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界自身问题意识和学术自觉的欠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需要具有学理和深度的对话。 夏志清、李欧梵与王德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海外形成了一个自成系统的传承谱系，都试图在大陆正统文学史叙述之外，打捞被压抑的文学存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③本着发现杰作的新批评旨趣，发掘被大陆正统意识形态埋没的中国现代小说及作家；李欧梵继夏志清之后，以其中国现代浪漫派作家、鲁迅及上海都市文化研究，对现代主义潜流进行挖掘；王德威无疑继承了夏志清、李欧梵的研究传统，如“感时忧国”与“现实主义”也是他批评“五四”文学传统时常用的界定。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要体现在具体文学现象、作家与作品的个案研究，并延伸至当代文学，论述中较多涉及“现代性”一词，见诸标题者就有《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翻译现代性》及近著《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等，其试图打捞的，是所谓“被压抑的现代性”，但“被压抑”的对象，已不是夏志清的普遍人性标准下的“杰作”，也与李欧梵的“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有别，而是所谓晚清“现代性”。然而，晚清如何“现代”——这一关涉价值判断的核心问题，在论述中并不清晰。如追问下去，可能不是某种价值立场，而是后现代解构策略才是其最终学术动力。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晚清”和“现代性”渐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80年代中期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④溯源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现代”，将戊戌维新视为“五四”的前奏，代表着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始向晚清拓展。90年代中期，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涌入，“现代性”取代“现代化”，成为国内人文思想界的关注点，有关“现代性”的景观、内涵、构成、西方话语史、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审美现代性、中国现代性问题等等，都为论者所论及。⑤现代性问题，涉及何谓“现代”的追问，启发了现代文学研究界开始反思作为学科题中应有之义的“现代”问题，因而自9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性”开始成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关键词，举凡作家、作品与诸多文学现象的研究，多与“现代性”一词发生关联，与“现代性”论题相关的现代文学论著，可谓屡见不鲜。⑥ 王德威将“晚清”和“现代性”糅合在一起，是其引起关注的原因所在。在某种程度上，其晚清论述可视为80年代晚清热的延续，但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指向，已与80年代有所不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现代”的想象，依然以“五四”启蒙为期待，“被压抑的现代性”之“现代性”，却出于对“五四”启蒙“现代性”的不满。既然要颠覆指向明确的“五四”启蒙现代性，势必要对意欲取而代之的“晚清现代性”有一个新的而且是明晰的界定，但王德威对作为关键词的“现代性”却缺少清晰界定，国内呼应者更是未及追问，都处在对象不明的言说之中。下面就《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以下简称王文)一文，辨析其“现代性”论述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揭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 任何解构，同时也是在建构。为了顺利导入晚清比“五四”更“现代”的论述，《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颇费周折。首先以小说为例，铺陈晚清(自太平天国前后至宣统逊位)小说创作、出版及阅读的变化——此类描述，最早见于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的相关论述，后亦见于国内多种现代文学史——王文的目的，是首先确立晚清的“现代”背景和氛围。但王文对晚清的时间界定，比80年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戊戌维新起点要早，因而在逻辑上就避不开“现代性”的界定问题，论者也明白：“这牵涉到我们怎么定义‘现代’中国文学的问题”。⑦ 这一问题看来颇为棘手，王文提前进入自我辩难的状态，不断设置可能遭遇反驳的问难，在闪展腾挪中规避可能的陷阱。行文之周折，可能来自立论的险要：一是以晚清取代五四成为文学“现代”的起点，二是棘手的“现代”界定终究是绕不过去的立足点。然而，当终于抵达对这个举足轻重的“现代”的界定时，王文的处理颇为举重若轻，明确界定的论述，仅见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