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章回小说存在三种创作方式：一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所谓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是指一部小说的产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它的主要人物与情节是众多作者集体创造出来的，不是某个作家独立完成的。中国早期的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都属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在文人独创章回小说产生之后，世代累积型小说并没有就此消失，清中叶的《说岳全传》《隋唐演义》《雷峰塔传奇》等，晚清的《三侠五义》《八仙得道传》《七真祖师列仙传》等，也属于这一类作品。二是文人独立创作。文人独创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不同，这类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没有前人作品作基础，而是文人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观念虚构想象出来的。如《醒世姻缘传》《姑妄言》《儒林外史》《红楼梦》《歧路灯》《镜花缘》等。学术界一般将章回小说的创作方式作上述两种划分，徐朔方先生《明代文学史》将明代章回小说分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长篇小说”和“从集体创作中脱颖而出的个人创作长篇小说”，虽然他已经注意到“终于脱颖而出的个人创作和早已存在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之间，还存在着同时兼有个人创作和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双重性质的作品”①，但他主要是从明代的个人创作存在模仿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现象这一角度提出来的。事实上章回小说还存在第三种创作方式，它既不属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也不属于文人独创，而是根据前人作品改编、增补和续写。如明末的时事小说《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等，其重要人物与情节系根据当时的邸报和朝野史乘编写的。还有一些章回小说续书、补书，如《西游补》《水浒后传》《荡寇志》《续红楼梦》等，其主要人物均从前人小说中来，虽然立意和人物性格不完全相同，但前后的因袭关系是非常明确的，显然这类小说也不是个人独创。 在讨论文人独创的章回小说时，《金瓶梅词话》是一部不能回避的作品，这部小说通常被认定为中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章回小说，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这样写道：“《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②其实这一结论并不准确，《金瓶梅词话》的主要人物西门庆、潘金莲都是从《水浒传》中搬过来的，其故事框架也是《水浒传》中的武松杀嫂的故事。仅凭这两点就不能认定他是文人独创。当然《金瓶梅》也并非世代累积型作品，文人作家的贡献远远大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世代累积型小说，其中众多的人物如李瓶儿、庞春梅、吴月娘等以及大量的情节都是兰陵笑笑生的创造，它是章回小说从世代累积型创作向文人独创过渡阶段的作品。 在上述三种创作方式中，文人独创无疑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创作方式，不仅取得了较其他创作方式更为杰出的成就，而且给章回小说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文人独创给章回小说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题材方面。世代累积型小说取材于前代历史和传说，文人独创的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早期章回小说大多从讲史、说经演变而来，《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水浒传》与《大宋宣和遗事》《西游记》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封神演义》与《五代史平话》的关系，经过几代学人的比较研究，已经非常清晰。早期章回小说的作者在利用讲史、说经的素材进行创作时，并不局限于说话的人物和故事，他们广泛采用了史书、民间传说、文言小说、戏曲等前人作品。史书记载的主要是政治、军事、外交大事，根据史书改编的说话艺术、民间传说、戏曲虽然掺入了一些虚构的成分，但是叙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题材特点则与史书一脉相承。《三国志演义》主要写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的政治军事斗争，《水浒传》写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全过程，《西游记》也是由唐朝玄奘赴天竺取经的史实演变而来，所叙故事均为君国大事。后来的集体创作的章回小说，基本因袭了这一传统，历史小说如《新列国志》《隋唐演义》分别叙述东周和隋唐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文人独创章回小说则完全不同，作者不再关注历史上的政治军事斗争，而是从自己耳闻目睹的现实生活中取材，或为友人的事迹，或为自身的经历，或为家族的兴衰。吴敬梓写《儒林外史》，尽管他将小说背景放在明代初年，这只不过是作家为避清朝文网采取的自我保护策略，所写人物与故事，都出现在作者生活的时代乃至作者的身边。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指出：“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杜慎卿为青然先生。其生平所至敬服者，唯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先生一人，故书中表为上上人物。其次则上元程绵庄，全椒冯萃中，句容樊南仲，上元程文，皆先生至交。书中之庄征君者程绵庄，马纯上者冯萃中，迟衡山者樊南仲，武正字者程文也。……或象形谐声，或庾词隐语，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③其中一些人就是吴敬梓的朋友。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开篇就有一段明确说明，要为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异样女子立传。他说：“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④我们虽然不能详考书中女子的真实身份及其与作者的关系，但经过胡适等人对曹雪芹家世与生平的考证，我们相信曹雪芹所说并非假语村言，书中女子应该是有生活原型的，而且与曹雪芹关系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