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核心价值观都不可能孤立产生，是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传承紧密相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在价值观层面凝练出的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属性的思想价值观，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认识和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的理论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价值规范及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论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深刻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1]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内在契合：“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1]这一精辟论述明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德”之间的共融共通，使立意高远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更易于为民众所接受的价值基础，同时也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支撑。 一、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了丰厚的道德资源，形成了支撑中华民族存续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批判继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合理内核，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又能彰显中华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使中华传统美德真正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正如学者陈来所言：“我们讲价值观，必须把中华美德体系、道德价值、道德德目加进来，如此才能够完整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方向和基础。”[2]我们应以历史的视角看今天，以今天的视角看历史，从而在昨天与今天的联系中科学地洞悉明天，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古代社会一以贯之的传统美德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缘由。站在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内在契合。总体来讲，中华传统美德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为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价值导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曾多次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明确提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基本要求。中华传统美德博大精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丰富，本文即立足“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三个层面来阐释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以期更好地承传中华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明大德即彰明国家层面之“大德” 与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相适应，中华传统美德更多强调的是一个人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特别注重整体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大德”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条辞传》中，“天地之大德曰生”，大德无言，哺育万物，珍爱生命。儒家经典《中庸》进一步讲“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中庸》第十七章)。古人所尊崇的大德之人，必定德位相配，得到他所应有的俸禄、名誉、寿考，以国家利益为重，具有为国家、为民族、为黎民百姓牺牲和奉献的精神，践行中华传统美德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整体主义。庄子讲“诗以道志”，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就已提出“夙夜在公”的道德要求，认为日夜为公家办事，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尚书》中也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的思想，认为朝廷官员应当以公心灭除自己的私欲，这样就可以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依附。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就讲道：“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3]总体而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人所追求的道德价值基本上都是围绕整体主义思想加以展开的，尽管其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甚至于同一个道德体内“瑕瑜互见”，但“瑕不掩瑜”，对于“瑕瑜错陈”的价值呈现，古人历来强调要“持择须慎”，以“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来弘扬精华、除弃糟粕。一方面，在中国2000余年的有序而缓慢的递嬗进程中，整体主义充分适应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双重需求，既有效维护了封建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发展，又很好地维系了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和谐与安宁。另一方面，整体主义有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阶级局限性，所以本质上并不能真正体现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但其所彰显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倡导并践行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的重要精神滋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成为全民族多数成员的共识，除了社会主义的先进性而外，还在于它与整体主义客观上存在某种协调的可能性”[4]。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新道德体系的构建并不能与原有旧道德观念完全对立，而这却恰恰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所忽视的地方。多年来我们一直倡导新型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实践，但在道德实践过程中却脱离了原有的道德传统，这不仅有失偏颇，而且也不利于新道德体系的构建。只有把脉跨越时空的道德精神传承，才能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深厚的道德基因及对理想信念的精神追求。价值观的确立一般都是通过理想、信念的选择及坚定笃行而建立起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5]事实也一再证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因此，只有做一个有理想、明大德、有情怀的人，才能以壮士断腕之决心去啃改革的硬骨头，才能坚定信念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的改革伟业中大有作为，也才能在不断回答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增强抵御“四大危险”、经受“四大考验”、坚定“四种意识”的决心和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对领导干部讲“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告诫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始终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为重，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