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集体行动拥有巨大社会影响力。它不但能催生出新的社会政策，导致政府官员下台，甚至还能影响司法判决。大多数学者认为，网络集体行动与现实集体行动并无本质差异，只是形式有所变化而已。不过学者一般还是偏爱研究现实集体行动，倾向于把网络集体行动看成是前者的特殊现象。正因如此，社会心理学并未对网络集体行动提出特别的机制解释，相关解释仍建立在现实集体行动之上。本研究试图检验社会心理学对集体行动路径的解释模型是否适用于解释网络集体行动。 一、研究回顾 (一)单一行动路径的提出 社会心理学对集体行动的解释主要包括四种心理机制：工具理性、集体情绪、身份认同和道德信念(van Stekelenburg & Klandermans,2013)。其中，道德信念是最晚提出的心理机制。 工具理性是参与集体行动的首要动机(Klandermans,1984; Mummendey et al.,1999; Simon et al.,1998)。个体对成本—收益的权衡是影响其参与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Olson,1971)。那么，人们如何权衡成本—收益？克兰德曼斯(Klandermans,1984)提出，集体行动的参与动机可分为集体性动机(如群体效能感)、社会性动机(如对重要他人期望的反应)和奖赏性动机(如共同经历感)三类。其中，群体效能(感)最为重要(Mummendey et al.,1999)。 人们最初用个体情绪解释集体行动(Stouffer et al.,1949)，但未获实证研究支持(Frijda,1986; Scherer et al.,2001; Bushman,2002)。群体基础上的剥夺体验可能导致集体行动，个体剥夺感只与个体行动相关(Smith & Ortiz,2002)。当群体成员感到群体不平等或不公平剥夺时，就会对造成这一现状的负责对象(大多为另一群体)的责任、意图、实力、行为可预测性进行综合评价，产生集体性情绪，如愤怒、恐惧、焦虑等(Smith,1993; Yzerbyt et al.,2003)。其中，愤怒是同集体行动相关最高的情绪(Lazarus,1991; Runciman,1966; Walker & Smith,2002)。集体愤怒不但可以预测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也能很好预测实际的集体行动(Garcia et al.,2009; Tausch & Becker,2012)。 个人通过社会特征或群体属性认识自己，像维护个人评价一样积极维护社会身份评价(Turner et al.,1987)。在某些情况下(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感到不满，但却无力改变；发现这一情况并不是个别化问题，而是群体性问题；认为这种群体地位差异不合理、不稳定)，通过集体行动改变群体现状会成为个人最后的合理选择。有关工人或妇女(Kelly & Breinlinger,1996)、老年人或同性恋(Simon et al.,1998)、东德人(Mummendey et al.,1999)的研究表明，个体对某一社会类别、群体的认同感越强，就越有可能参与集体行动。元分析研究也表明，群体身份认同是集体行动的有效预测指标，对行动群体的认同感的预测力更强(van Zomeren et al.,2008)。 当个体认为自己的道德标准受到冲击时，就可能产生愤怒情绪(Rozin et al.,1999; Shweder et al.,1997)。特纳等(Turner et al.,1987)发现，道德信念存在群体水平与个体水平的差异。当某一道德标准成为群体性特征时，人们更愿意参与集体行动。这意味着，对某些社会规范的维护(如维护人权)会使持有相同信念的那些人聚集到一起，尽管他们本人可能归属于毫不相关的群体。道德信念不但是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重要动机，也是将弱势群体成员与部分优势群体成员团结在一起，并致力于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van Zomeren et al.,2011)。 (二)行动路径的整合模型 近三十年来，整合模型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主流研究趋势。其中，理性—情绪模型、理性—认同模型、身份认同整合模型及最新的四因素模型的发展最为重要。 理性—情绪模型(van Zomeren et al.,2004)认为，集体行动包括工具理性和群体愤怒两条路径。其中，工具理性路径包括群体效能和行动支持两个变量；群体愤怒路径包括不公平感和社会支持两个变量。导致不公平结果的程序(程序不公平)要比结果(结果不公平)更容易激怒人们；工具性支持感(行动支持)可强化情绪支持感(社会支持)，但情绪支持并不必然增强工具性支持感。换言之，行动支持感和群体效能会增强个体对群内其他成员分享其观点的期望，但情绪支持分享并不必然增强群体效能感。 理性—认同模型(Simon et al.,2003)认为，集体行动只包括计算和认同两条路径，不包括集体情绪。一方面，集体情绪只在身份认同形成时才起作用，身份认同是集体行动的直接参与动机；另一方面，由于愤怒情绪在群体成员中普遍体验到，它并非变量而是常量，因此不应作为模型的独立路径。其中，计算路径由工具理性引导，集中于参与成本和收益计算；认同路径则由个体对所属群体的身份认同引导，强调所属群体成员资格的认知、评价和情感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