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价值观教育既是一个古老的议题，又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任何教育活动都负载着一定的价值观，而人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塑造，又离不开教育的影响。价值观教育既是人类教育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促进人类价值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古今中外众多的思想家、理论家、学者，对价值观及价值观教育一般理论问题所展开的哲学思考，对本国价值观的历史传统所进行的纵向考察，对本国价值观及价值观教育发展现状所实施的调查研究，为当下学者开展国别性的价值观教育研究留下了丰厚的理论遗产。从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价值观教育不仅具有民族性、国家性，是“民族—国家”传播价值观念、凝聚价值共识的重要途径，而且也具有普遍性、世界性，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世界各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各种复杂的经济、政治、种族、宗教、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摩擦、价值冲突不断加剧，使得价值观问题成为不同国家内部所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不同国家之间交往、交流的不断深入，世界范围内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甚至相互较量的趋势逐渐凸显，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在价值哲学、价值观教育领域里交流、沟通、学习、借鉴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发展，价值观教育已经超越了某一族群、某一国家的限域，呈现出跨地区、跨国别、跨文化、跨学科的发展态势，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交叉性的学术前沿问题。面对这一趋势，当前各国政府和理论界都在重新思考和评估价值观教育的地位与发展问题。世界范围内价值观教育的复兴与发展，成为新世纪教育发展领域的一个热点。众多学者开始关注其他国家与地区价值观教育的发展现状和研究动态，积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展学术视域，完善研究方法与路径，推进价值观教育领域里的国际比较研究，从中汲取有利于本国价值观教育开展的理论养料和操作经验，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一、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当代复兴及其原因 在西方语境中，“价值观教育”(Values Education)这一概念正式产生于20世纪下半叶。但是有关价值观教育的思想与实践，在西方历史上却源远流长。古希腊雅典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就开启了对美德问题的思考、对“善”(Goodness)的追寻，当时的公共政治生活、公共教育中也鲜明地体现出对城邦共同价值的捍卫与强调。而随着基督教的产生，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体系与价值体系，长期以来都在西方世界的精神生活、世俗生活以及教育领域产生着深刻复杂的影响。其他的宗教体系，比如，伊斯兰教、佛教等，通过各自的教义教规以及相应的宗教活动，有形无形地塑造着广大信众的价值世界。自中世纪开始直至文艺复兴，宗教价值观(Religious Values)尤其是基督教价值观都是统治西方学校教育甚至日常生活的主导价值观念，宗教价值观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主导性内容。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诉求的价值哲学渐趋形成，世俗人道主义价值观(Secular-humanism Values)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近现代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世俗人道主义的价值观教育在近现代西方教育体系中成为重要内容。而进入20世纪后，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尤其是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发展，科学主义、工具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与道德危机。个人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迷失、社会与国家层面的价值冲突，都重新引起了西方人士对价值观念问题的思考，也使价值观教育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育内容、学术术语甚至政治议题，在20世纪80年代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随着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生活方式结构的变化，社会的价值观念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日益频繁，价值观念与各种社会问题之间的深层联系日益显现出来。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世界所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种族主义、移民浪潮、新恐怖主义、艾滋病、同性恋等国际性议题，可以说都同价值观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西方民众对于价值观以及如何处理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差异等问题的兴趣不断上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意识到价值观问题的重要性，纷纷出台了各种国家政策和实施价值观教育的战略举措，价值观教育在这些国家呈现出逐渐复兴的态势。 价值观教育已经成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成为推进这些国家学校教育和社会价值观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在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提出工党价值观(同情、社会公平、消除贫困和不平等、自由、社会凝聚)，其教育白皮书里也将这种政治价值观体现出来。1996年，英国《教育和社会价值观国家论坛》(The National Forum for Values in Education and the Community)创立，确立了学校教育中的核心价值观。[1]英国有1/4的学校都提出了自己的价值观。英国公立学校教育日益注重将价值观教育与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个人、社会与健康教育(Personal，Social and Healthy Education)以及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结合起来。2015年1月，英国教育大臣妮基·摩根(Nicky Morgan)提出“所有学校都应像提升学术标准一样提升基本的英国价值观”。按照摩根提出的标准，英国教育标准局已经将检查课程是否符合“英国核心价值”纳入监管体系，不符合要求的学校将无法得到政府资助。在澳大利亚，价值观教育已经成为国家教育的优先议题，价值观教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联邦政府开展了广泛的、系统的、卓有成效的价值观教育计划。2002年，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教育部的反复协调下，八个州和属地教育部长同意开展国家价值观教育研究。这项研究旨在确认澳大利亚学校价值观，为国家价值观建设提供基础。2004年，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在财政预算中拿出2.97亿澳元，用以推进价值观教育计划。这项计划的目标被描述为“使价值观成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2]同年，澳大利亚政府举办了第一届价值观教育国家论坛，发布了澳大利亚学校价值观教育国家框架(National Framework for Values Education in Australian Schools)。这一框架明确指出：“每个学校必须树立一个旗杆，使澳大利亚的旗帜飘扬在旗杆上，展示价值观教育框架在学校中的优先地位”。不仅如此，这个框架对澳大利亚学校价值观教育的愿景、学校九大价值观、价值观教育的指导原则、具体实践的关键要素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全面和详细的阐述，成为澳大利亚价值观教育国家战略的指导性文件之一。[3]政府资助的推进国家框架的计划在澳大利亚学校中产生了对价值观教育的巨大推动力和参与性。数以千计的教育者和有关人士参与到试点学校计划(The Good Practice School)、合作计划(Partnerships)、论坛和资源库建设中。南非教育部发布的2000年价值观工作组报告中，推荐了六个核心教育价值观：平等、宽容、多语制、开放、责任和荣誉感。并提出九个培育这些价值观的方法，包括推广非洲语、学校艺术教育计划和在学校中展示国家象征。[4](P243)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五点内容作为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基础，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近年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把共同价值观建设融入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之中，动员全社会力量推动共同价值观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