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7)8-0046-05 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强调指出，“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1]然而，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在高校的呈现方式和运行逻辑与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工作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不仅表现在其工作对象的复杂性、方法运用的特殊性，更为重要的是，其面临着学术评判、理论认同、学科分化以及治理方式等一系列引发价值观冲突的多重挑战，传统的、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工作范式显然无法有效应对上述问题。这给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一个理论与实践难题：即当前的意识形态工作在高校复杂的学术、科研与治理生态系统中如何呈现，其运行逻辑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展现。据此，本文基于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现状，着重探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边界及隐性逻辑。 一、显性与隐性：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边界的双重逻辑 边界一词在地理意义上是指国与国之间的主权划分，现代汉语大词典对该词条的解释是“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界线。”[2]1702一般意义上，边界往往隐喻着事物的属性、功能、价值存在的限度和范围。在涵盖教学、科研、学术研究的高校教育体系中，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是否存在边界?其呈现方式又是如何?这是厘清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与高校其他工作之间的关系，确证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功能发挥的关键。进言之，在高校教育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如果我们仅仅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划定为显在的制度、活动、教学展现，而忽视其功能和属性在高校学术、科研、专业教学、治理等要素中的位置及关系，那么就容易脱离学术、科研以及治理等要素构成的大学教育的话语体系，形成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简单、刻板化理解。笔者认为，在高校教育体系中，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边界表现为双重逻辑，既有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功能，具有独立、显性的意识形态属性与边界，又与学术研究、教育教学、治理结构等其他工作有着密切联系，以隐性的运行方式发挥意识形态的“社会水泥”作用。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显性边界 在高校教育体系中，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个重要范畴与教学、科研、治理等要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学者按治理结构将大学教育体系划分为三类，包括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共同服务于学校的整体目标，大学教学、科研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学术权力的存在；协调大学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是行政权力的职责所在；政治权力则确保了社会主义高校的办学方向和人才的政治素质。”[3]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同样认为，政治权力是高校教育中的重要构成，“今天，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主要是中央政府组织的一部分，高等教育的性质因而取决于中央各部门的性质，受到一般政治权力的影响”[4]133。显然，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政治权力的呈现与教学、科研、治理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显性的运行边界，承担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职能。这不仅意味着它是政治权力在高校教育中的呈现，更表征了其与教学、科研、治理等其他要素同样有着独特的运行方式和构成机制。总体而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显性边界表现为三个特性：一是队伍构成的专业性。即有一个专业的共同体，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以及遍布于各个部门、学院的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宣传的管理者与研究者等；二是理论研究的学科性。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有着自身丰富的学科群支撑，为解决理论与实践难题提供智力支持。这一学科群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为核心，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提供理论支持，共同为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坚实的理论保障；三是过程呈现的显在性。体现在实施过程具有鲜明的活动、图文印记，能够让教育对象明显地感受到教育实施者和教育内容、传播方式的存在，如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中的话语与图像体现了教育过程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校园官方媒体网络话语体现出的典型宣传意蕴，基层党支部鲜明的纪律性及活动组织方式等。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隐性边界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显性边界意味着意识形态工作在高校教育体系中有着独特的制度、机构、人员、运行方式，并影响着治理方式、教育教学、学科科研等其他丰富内容。然而，如果将教育与意识形态工作视为系统与要素间的简单逻辑，那么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认知与研究将无法深入推进，这恰恰是当前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实际上，教育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支配，甚至教育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传播和展现的方式。列宁在论述青年团的任务时认为对青年的教育本质上是共产主义的教育事业，“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5]288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时，对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也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学校构成了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机器在生产关系再生产中又起着决定性作用”。[6]福柯甚至直接将学校教育视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规训的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视角来看，我国高校教育的本质更需凸显社会主义底色，其意义、目标及功能就是培育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人才。当前，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对我国高校教育中的课程设置、学科科研、治理方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在高校，人才培养工作或者活动都带有强烈的价值探寻与塑造的意义，随着学科与分工的细化，这种价值观教育显然不同于古希腊或中国古代私塾式的政治伦理的教育，它没有专业的人员、专门的机构，也没有宏大的仪式，而是隐藏在学术研究、大学治理、课堂教学等多种微观边界及其价值活动的深处，而这里恰恰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激烈竞争与博弈的阵地，更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价值及功能需要深入延伸的隐性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