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成为海外学者观察中国的新视角

作 者:

作者简介:
祝大勇(1976- ),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河北保定 071001); 王雯姝(196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马克思主义研究

内容提要:

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凝练和概括,已经成为海外观察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国际地位及国家形象的新视角。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逐渐衰落还是正在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存在价值内核及其根源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和国家形象构建过程中应发挥何种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海外学者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结论,梳理和评析其中的主要观点,既能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提供有益的比较借鉴和学术启发,又能够澄清谬误、明辨真伪,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期刊代号:G2
分类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2017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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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以12个词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对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凝练和概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通过了解和把握海外学者从核心价值观视角展开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综合实力特别是中国软实力的研究、中国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的研究等,可以清醒地了解和把握国外学界的价值立场和话语体系,在比较研究中使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海外学者以核心价值观为视角观察中国的主要观点

       在对海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术研究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核心价值观这个视角,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观察和研究,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总体上对海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本观点作出介绍并进行评析,以资借鉴。

       1.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认识

       (1)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否出现衰落的不同观点。

       意识形态曾经是海外学者观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引起过广泛的关注。然而这种关注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就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前,海外学者非常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和实践,主要分析其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对于实行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否能够继续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支撑,是否还能成为全党乃至全社会共同的信仰和价值指向,海外学者的观点则出现较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实用主义占了上风,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被逐渐削弱。比如,李侃如就认为:“‘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使得用意识形态作为中央的一种资源的做法受到了根本性的破坏……改革进一步使意识形态丧失了它作为中央协调和贯彻其重点工作的可用资源的作用。”①用西方政治学话语“合法性”表述的话,即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合法性”已让位于经济发展的政绩“合法性”。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柏林墙倒塌和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很多西方学者将这些事件看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命运终结的标志。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共产党更强调用民族主义倾向的爱国主义教育团结和凝聚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在此之后,对中国共产党及意识形态的研究曾经一度明显减少,学者们虽注意和研究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但更多的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复兴和发展并不持乐观的态度。2015年,美国《外交》杂志网站刊发了署名文章,其中提到,中国共产党缺乏有效地合理化当前实践的意识形态话语②。

       通常认为,意识形态中包含着一套明确的信仰和价值观,一旦意识形态出现弱化,其内嵌的核心宗旨和价值观势必受到冲击和削弱。正是按照这个逻辑,海外学者认为中国意识形态衰落反映在核心价值观上,就是中国社会的价值观虚无、凝聚人心的核心价值观念模糊、信仰的精神力量严重减弱,出现所谓的“核心价值观虚无论”。比如,林培瑞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用什么价值和制度来弥补所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真空,以重建社会③。艾国汉认为:“多年来中央政府对价值观建设的忽略和无力造成了当下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混乱,这成为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最棘手的危险。”④戴维·蓝普顿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今天的中国并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是一套超越一切的全民共有的价值观能够支持国内整合或激发广泛的外部吸引力。”⑤李侃如也认为,如今中国人在所有人应信奉的价值观上似乎并无共识⑥。这是一种从价值观视角唱衰中国的论调,它基于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的理论框架,诱导人们将重建价值观的危机和挑战与执政党的“合法性”联系起来,削弱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信,值得警惕。

       当然也有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衰落,只不过是在调适,且正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发挥作用。比如,沈大伟认为:“在1978年开始改革之后,意识形态无疑没有消亡,但是它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根本变化。”⑦罗斯·加诺特认为,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决定了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决策思想领域、法律和监管体系以及经济体制等方面实现转型”⑧。洛丽塔·那波利奥尼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事实上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⑨。可见,并非所有的海外学者对中国社会的价值观状况表现出悲观的、消极的态度,甚至有海外学者明确撰文反驳中国价值虚无论。钱德兰·奈尔就在题为《有关中国价值观沦丧的鬼话》的文章中认为,这种论调脱离实际,是一群别有用心的评论人士捏造出来的——这些人中有的对他们所批评的这个国家只有肤浅的认识⑩。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已经逐渐有海外学者认识到核心价值观对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的重要意义。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认为:“中国共产党从西方的‘软实力’思想中吸取了教训,对本国价值观进行体系化整理并加大宣传力度,成为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工作。”(11)

       (2)对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指导地位的积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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