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提升的困境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史龙鳞,浙江大学求是学院学生辅导员、分团委副书记,政治学理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和高等教育管理;陈佳俊,浙江大学政治学理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群团组织转型、基层社会治理。杭州 310058

原文出处: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内容提要:

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建设在外部政策动员、工作模式创新等因素的作用下,一直以来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反而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基于“结构—行动者”的分析视角,通过对B大学基层团组织活力建设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以类科层官僚组织体系为核心的高校共青团组织结构,以及以谋求晋升、习惯性实践为行为取向的行为者是制约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建设的两个重要因素。通过探讨具体的制约机理,可为新形势下高校基层团组织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7 年 12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D29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43(2017)04-0052-007

       高校是青年集聚与教育的前沿阵地,共青团工作特别是基层团组织建设被置于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高校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党团组织体系,以“团支部建在班上”的基层团组织建设模式在青年大学生的知识教育与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然而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分化与调整,使高校基层团组织建设遇到了一系列挑战。一方面,类科层制的组织运行模式,在导致出现行政化、机关化问题的同时,也使基层团组织活力不足,自我成长缓慢;另一方面,传统的组织运行方式无法适应和满足高校青年学生需求多元化、群体分化的实际情况,[2]共青团组织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断减弱。[3]为应对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不足的挑战,各级团组织采取了多种方式试图提升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功能虚化弱化,凝聚力、影响力不高。[4]换句话说,在政策动员、模式创新等多元手段下,高校基层团组织的活力不仅未能得到显著提升,而且还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那么,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2016年11月,为贯彻落实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和《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共青团中央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了《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拉开了新一轮的改革序幕。实施方案明确将提升组织活力,特别是深入实施高校基层团支部活力提升工程作为主要目标。[5]因而,深入探究制约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建设的内在困境因素,对于构建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建设的有效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视角

       总体来看,目前对于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建设的研究并不充分,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通过个案讨论的方法,将问题和产生原因较为粗浅地归结为理念认知和组织模式这两个维度。首先,一些研究者认为,团组织成员的组织意识淡薄、对组织的认识不充分是造成基层团组织活力缺乏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团干部缺乏培训、整体素质不高影响了组织的活力建设;[6]另一方面,团员意识淡薄,不认真履行团员的义务,致使组织工作开展困难。[7]其次,在组织模式上,以传统“团支部建在班上”的高校基层团组织建构模式,在充分利用班级这一基本单位发挥团支部有效功能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班团功能,进而削弱了团支部的影响力。[8]可以说,时至今日,对于分析造成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提升困境的深层次原因的理论性或基础性研究并不多见。而在为数不多的基础性研究中,学者则主要关注宏观结构和制度对于组织运行的影响。如有的学者从共青团这一整体层面出发,阐释了兼具党—共青团和共青团—青年双重逻辑的共青团组织,在结构性张力影响下,无法充分发挥组织的应然作用。[9]有的学者则表明制度制约是高校共青团组织不能有效激发自身活力的重要因素,以保障型为主的党建带团建制度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组织发展需求。[1]而这些研究都忽视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宏观结构的张力并不能直接有效地解释微观层面上以团支部为主的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建设的相应问题,换句话说,宏观结构的制约并非是导致团组织活力削弱或组织能力弱化的直接原因;二是弱化了组织行动者在组织运行中的能动作用,忽视了组织行动者对于组织结构和制度的影响。

       一般来说,有关结构系统和行动关系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具有突出系统结构作用和强调人的能动性两种路径。首先,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存在客观的结构。布朗将结构定义为一个较大同一体内各部分配置或相互关系的组合,[10](P167)吉登斯则认为社会结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的规则(规范性要素与表意性符码)和资源(权威性资源与配置型资源)”。[11](P52)但是无论何种定义,结构都包含着构成要素之间规则动态联结的基本特性。同时,它也独立于行动者的意志和意识,并在一定的场域时空中,对行动者应对周边环境采取何种行动以及思想观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2]其次,社会结构的延续性则又取决于人们在结构中以行动再生现行模式的程度,正如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一方面,行动总是发生在规则和资源的现有结构之内——结构为行为提供背景;另一方面,行动再生或改变现有结构——结构源于人类行动。每个行动过程都产出某种新事物,都是一个新的举动,同时,所有行动又都作为过去的延续而存在,过去为行动的发起提供意义。因此,从概念上说,结构不是行动的障碍,而是实质性地卷入其生产过程”。[13](P70)伯恩斯则通过“策略结构化”的理论进一步指出,“在现存结构和条件限制下,作为推进社会规则和制度流变的主体,行动者能够赋予社会规则及场景以新的诠释,并在进行互动的同时作用于结构系统并对其重构。”[14](P216)由此可见,结构与行动的双重互动影响了组织以及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基于这一视角,笔者发现,虽然高校共青团组织环境是制约组织系统的整体结构,影响并建构着高校基层团组织行动者及其行为模式,但同时行为者对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能够有效控制或消解,并使其内化于组织结构中,高校基层团组织的运行实际上受到双重因素的影响。因此,采用“结构—行动”的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对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建设的困境作出合理性解释——在高校团组织场域中,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究竟如何影响了组织,导致组织活力建设困境状态的形成与维持。

       为此,本文特选取B大学(简称B大)“四轮驱动”的基层团组织活力提升创新实践作为分析个案。一方面,B大自2013年开始,便积极响应上级要求,探索提升基层团支部活力的各项措施,可以说,在实践中,具备不小的外部改革动力,这与本文所探讨问题的背景相一致;另一方面,笔者对B大的情况较为熟悉,可以获得较为详实的经验素材,并对相关问题具有切实的感受。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