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机制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是承载着中国未来经济、贸易、政治、外交、文化格局的一个重大倡议。它贯穿了亚欧地区整块大陆，东连亚太经济圈，西进欧洲经济圈。然而，“一带一路”的推进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其中，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是一个与整体无法分割的命题。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性，关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有人类的福祉，所以必须建立有效的机制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共建。

      绿色供应链，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链管理手段，诞生于20世纪末的美国，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影响了各国的环境管理理念，其基本内涵就是把环保节能等“绿色”因素融入整个供应链，使企业通过利用具有绿色优势的外部资源，并与具有绿色竞争力的企业建立战略联盟，使各企业分别集中精力去巩固和提高自己在绿色制造方面的核心能力和业务，达到整个供应链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最小的目的。近几年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从机制建设上倡导绿色供应链实践，商务部、环保部、工信部等部门都将绿色供应链机制作为“十三五”及中远期战略发展的一个创新制度，但大多数还停留在理论建设阶段，少数省市开展过试点实践。实践表明，绿色供应链管理机制由于其系统性的机制建设特征，突破了传统环境管理“点”对“点”、地方政府直面地方企业的格局，其运行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路径有不谋而合之处，从保障制度上，能为“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有效的手段。

      “一带一路”倡议的生态环境保障需求

      从经济发展程度上看，“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国家主要是亚洲、中东欧和中东国家(63个国家)，这些国家人均GDP为3688美元(不含中国)，其中除了中东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的人均GDP水平都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而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人均GDP水平都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即使是中东欧和中东地区国家，也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发展水平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图1)。整体上，大部分国家相较于美国、西欧等经济发达地区都属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的地区。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学说角度，“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还处于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及污染排放的挂钩阶段，离“拐点”尚有一段距离，从产业投资结构方面，需要开展非常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以促成“拐点”尽早实现，避免在污染规模上的加剧扩大，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数据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

      图1 “一带一路”国家人均GDP水平图(2015年)

      

      数据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

      图2 “一带一路”国家人口密度水平图(2015年)

      从资源供给上看，“一带一路”国家沿线国土面积不到世界的25%，人口却占世界的44%以上，人口密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半以上，尤其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平均人口密度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7～6.9倍，都是属于人口稠密型国家，而中东欧地区和中东地区，如果不将俄罗斯计算在内，大部分国家人口密度也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见图2)。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地区环境相对容量并不富裕，环境资源的稀缺性会显得十分显著，大量的基础建设工程和产业输入都有可能面临当地环境容量和资源瓶颈的约束，从而对产业输入门槛提出更为严苛的要求，在能源使用、水资源利用、土地资源分配的效率上需要更为科学严谨的评估。

      从生态环境禀赋上看，“一带一路”国家普遍面临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灾害多发的困境。从森林覆盖情况看，陆上丝绸之路国家多在欧亚大陆腹地，其中南亚地区由于人口众多和过度开垦导致水土流失情况严重，因此荒漠化水平较高，中亚地区虽然草地资源丰富，但由于近年来的过度放牧，草地被侵蚀的现象严重，这也成为未来土地荒漠化的潜在隐患，而荒漠化一旦发生，这些区域的自然修复能力较弱，会造成长期的土地退化；从气候条件看，“一带一路”国家所面对的气候挑战十分迥异，呈现出“一带”多干旱灾害、“一路”多海洋灾害的特征，其中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呈现出暖干化趋势，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大多数位于亚热带和赤道地区，常年深受气候变化和海洋环境恶化的困扰；从生物多样性来看，“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受威胁物种数量为7018种，占全世界受威胁物种数量的26%，而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又肩负着敏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球责任，这将对开展量大面广的经济投资和往来贸易带来较大挑战。